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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年监狱生活对于一个没有思想准备的女孩子来说，的确不那么容易对付，但已经捱过来了，我不耿耿于怀，也不心有余悸，更不感激涕零。但是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坐过牢的人和一个没坐过牢的人毕竟是不同的；一个坐过牢的女孩儿和一个没有坐过牢的女孩儿尤其是不同的。
当你被放在政治的社会的层面时，没有人会公然地因为你坐过牢而歧视你，相反更多的人会同情你甚至钦佩你，毫不虚伪地同情你和钦佩你。但当你被放在女人的层面时，你坐过牢这一事实就会在人的潜意识里被一再地强调和放大，这时候，一切原因就都被推到了次要的位置。人们只记住了一个无论如何也抹煞不了的事实——这是一个坐过牢的女人。在人的理智里这绝不是一个坏事实，但却是一个复杂的事实，而复杂在中国人的语汇里是极其微妙的。那么，强调和放大到底想记住或者忘掉什么呢？你的伤疤或者你的眼泪，你的坚强或者你的软弱，你受过的委屈或者你得到的尊严？都是，又都不是。总之，我从人们，包括正直善良的人们的神态中读到了“另眼相看”，这使我产生了一种良家妇女一时失足堕入风尘的感觉。也许是我把这种感觉夸大了，因为当年我和他们一样，没有意识到这种无恶意甚至是善意的“另眼相看”曾经怎样压迫着我，并不断地给着我被排除的暗示。从此我似乎真的被排除了。也就是说，我的被排除从坐牢的内容转而成了坐牢的形式。
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再是需要由一凡呵护的孩子。我非常不幸地、毫无例外地长大了，在一凡面前跃跃欲试，并且终于离开，终于走远，丢下一凡一个人……我在证明了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绝对影响之后，又无可奈何地证明着每一个人的绝对选择。
我与一凡，谁对谁错？或者谁更对，谁更错？
在我的思绪流连在对一凡的回忆而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真理是金，或许要靠几代人的牺牲才能显现出耀眼的光芒；而信仰…信念…理想，也许还有宗教，则是盐，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一凡的信仰是真理，或者更接近真理吗？似乎都不重要。不能苛求每个人都真理在握，但愿每个人都信仰在心。
对于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长大，接受了五六十年代教育的人来说，面对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并不陌生。然而，曾几何时，经受了时代的变迁之后，这种理想和情调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了“过去时”。一凡的与众不同仅仅在于：他接受了一种信仰并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终身。而另一些人则起了变化，虽然这变化的背后，是一部部血泪浇铸而成的家族史，是少男少女们踏着自己的童贞写成的心灵史，这小小的差异仍然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这些真的那么不屑一顾不值一提了吗？
同龄的朋友们，请想一想，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点儿向往，禁不住感叹每天都悬在你头顶的夜空今天是如此地美好；而当你“咔嗒”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或者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想一想吧，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们，那样的时刻意味着什么？
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所了解和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他们仍然可以阅读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维和感受的方式已经不同了。孙子无法理解祖辈，儿女无法理解父母，就像我无法完整地理解一凡。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意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在他们的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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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往事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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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以后，在一家小型誊印社的基础上，一凡创办了北京三月文化服务公司。现在看来，一凡是比较超前的，很多人几年以后才意识到的项目，一凡当时已经开始实施，在大多数公司都在做贸易的时候，他把注意力放在了文化事业上，而大批文化公司的出现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他幻想着公司发展，并转化为一家出版社，实现他不仅买书、读书，而且出版书的梦想。
他把自己的家无偿地贡献出来作为公司的办公室，他每天只能有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少的睡眠，再也没有时间看书和谈论文学。正如经历了这些年经济大潮的人们所能想象的那样，一凡不可能有志同道合者。别人看清了他是真正没有个人欲望、没有金钱期待的老板，更加心安理得地利用他，好像从他那里捞钱不是伤害他，而是成全他。我相信一凡不是不知道某些人身上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弱点，另一些人身上有令人厌恶的劣迹，认为一凡看不出这些是可笑的——他读过那么多书，见过那么多人。
几乎所有认识一凡的人都说：“一凡之所以死，是因为他太好，好得无边，好得无主……”我不愿意回忆一凡那些年的境遇，它使我难过地懂得，在这个社会，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问题还不止于此，甚至也不在他那像古老的寓言一样传奇的人生遭遇。要想弄清楚一凡的悲剧，请想想，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吧。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
有人告诉我，一凡当公司经理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最光彩的几年。他把一个没本经营的小作坊，办成了有一定影响有一定实力的公司；他靠着一部电话指挥下属若干企业；他决策项目大至几百上千万元的房地产；他主管财务小至每一笔流水账。他的人格和魅力在其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对此我曾经很不以为然。我痛恨那个把一凡置于死地的公司。同时，我也痛恨一凡的所谓朋友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已。当他被惟利是图之辈包围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但是冷静下来想，走出几十年来身处其中的理想主义王国，了解一下世俗世界，体验平常人，平常心，对一凡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这是分化的时代。我常想，即使一凡活着，他还能有当年的魅力吗？又有多少人能够被他凝聚呢？
常有人问我，一凡多大年龄？我很惭愧始终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不记得在他生前曾经询问过他或者他人，也许问过，但我不曾记住。他死后，我多次到他的陵前扫墓，甚至擦拭过他的墓碑，但我仍然没有认真地阅读并记住那上面刻着的出生年月。事实上，我从心底里拒绝正视他的年龄。价值只对心灵而存在。对于他的朋友们来说，不管他已经死去还是活着，他都像一座界碑。不管世事怎样纷乱，人怎样迷失，界碑永远矗立着，为我们守望精神的家园。
一九九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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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中的日常生活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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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认识我但对我了解不多的人，听说我曾经坐过牢都很吃惊，他们说我不像——没人会认为坐过牢的人额头上都刻着红字，但起码应该很有些沧桑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玩世不恭；另外一些听说我坐过牢但不认识我的人，见过我以后也会吃惊，他们也说我不像——没人会认为坐过牢的人都永远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但至少应该比较成熟，或者心有城府或者言行谨慎。
说我不像坐过牢是恭维还是批评暂且先可以不去管，但这起码说明没有坐过牢的人有一种成见，认为监狱生活是惊心动魄的，在人的经验中是刀刻斧凿的，它对人的改变要远远超过日常生活对人的改变。
其实，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状况下有不同的日常生活。中学时代，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学毛选、做好事。放学时不回家，等同学们都走光了，从书包里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螺丝刀，把教室的椅子一个个翻过来拧紧一枚枚松动了的螺丝，这种事都是我一个人做，如果我现在不坦白没任何人知道。那时候我每天都能找到自己在白天犯的错误，供我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灯下写学毛选的心得笔记时自我批判用。后来我当了小学老师，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和学生打成一片，星期天我带他们去公园玩儿，还请他们到我家做客，和班里最捣蛋的学生谈心，用我每个月仅有的四元零用钱买礼物送给他，感化他实际上是讨好他。那时候我还积极争取入党，定期给党组织写思想汇报，没入上党我还哭过鼻子。再后来我坐牢，坐牢的日常生活和不坐牢的日常生活当然不同，但话说回来，同一个人不坐牢的时候和不坐牢的人不是也有各式各样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吗？此不同与彼不同的根本不同在哪里呢？
“文革”后二十年，有许多人记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狱中经历，这些记述因不同身份、不同体验，甚至因不同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心境而不相同。回过头来想，如果是二十年前，我的记忆会筛选出完全不同的素材，我的心境会选择完全不同的词汇，我的笔而不是电脑的写作工具会使我结构出完全不同的句型。我可能写得很宏大、很悲壮，也可能写得很哀伤，但一定不会像现在写得这样从容和琐碎。最有可能的是，我会让读者和我一样声泪俱下，悲愤不已。那肯定是真实的，就像现在我所要写的仍然是真实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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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中的日常生活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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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关押的地方理论上说不算监狱，而是看守所，看守所和监狱相比，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前者关押的是还没判过刑的，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