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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墨绿”的故事有点儿麻烦，得从我进监狱的第一天讲起。
看朱君正琳关于坐牢的文章——我们这代人正赶上冤狱的高峰，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赶上生育的高峰一样，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一坐过牢——知道他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在被连续审讯了三天之后，他的心情分外松弛，好像要被送往疗养地一样。而我刚好跟他相反。
我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不仅黑而且冷。那是春节前北京最冷的日子。我是半夜里从被窝里叫起来去接电话的，没想到带上手铐被送到了监狱。我不像老朱去得明明白白，还来得及对监狱的高墙发出赞叹。我被人用一顶油腻腻的帽子蒙住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到现在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蒙上眼睛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怕我越狱不成，对我一个小姑娘，他们也太没自信了；或者他们本来想只关我一会儿或者只关我几天，怕我出去后再来找后账吗？殊不知我认路的本领几乎相当于弱智。黑暗和油腻味儿影响了我的思维，没有任何支点使我得以展开思想。
我肯定没有老朱那样老道，居然还敢说进监狱是松弛一下；也没有老朱那样天真，还敢把监狱和疗养院放在一起来联想。害怕是一定的，但又无从怕起，既不知道监狱是什么样子，又不知道抓起来以后会把你怎么办。当怕很抽象的时候，那怕就没有着落，没有着落的怕还能说是怕吗？也许只能说是因为紧张而出现了思维空白。大约是在被抓前半年，有人通风给我说“你被盯上了”，这话也让我害怕过，但我不知道“盯上了”的后果是带手铐进监狱，我能想象的是曾经见过的听说过的事，比如写检查、办学习班。如果我知道后果是坐牢，会不会就逃跑？虽然跑是跑不掉的；或者会不会就去自首？那时候大多数人都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可以兑现的。
我就是在那一天第一次见到了“墨绿”，那天我只披了一件棉外衣，没穿棉袄也没穿毛衣，拖着鞋还没穿袜子，更糟糕的是，那天我正需要大量卫生纸。我是凌晨进去的，刚到号里没几分钟就提审，一审就到了快天亮。回到号里时我的脚冻得几乎麻木，铁门一关我坐在木板床上，正想用那条单薄的囚被把脚包上，身后响起的说话声吓了我一跳，“快躺下！”后来我才知道，在牢房里，只要睡觉的铃声一响就得迅速地躺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站着，坐着也不行。刚躺下，门就又响，这次进来的是“墨绿”，她把我带到筒道尽头的三角屋，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案子而来，然后给了我一双新袜子，还有许多卫生纸，搜身时她在场，她知道这两样东西是我的当务之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面对吼叫你可能逆反，因为逆反而显得勇敢；也可能害怕，害怕得连哭都不敢。但是，你听不得用关切的语气说的哪怕一句毫无内容的话，经受不起用目光传递过来的同情或惋惜。
从一开始，“墨绿”对我就与其他队长不同。她值班时，会在放茅时最后一个开我们号的门，让我们负责冲洗厕所。这其中的好处是，可以从容地上一次厕所，还可以用肥皂洗洗脸和毛巾。有时候她会在饭后把我叫出去拖筒道的地，既可以出去逛一圈儿还可以锻炼身体。在筒道里停留时间长了会得到好多新闻，比如队长们聊天时某人说她最喜欢吃什么，证实了谁已经是有一个男孩儿或者女孩儿的母亲。拖地带回号里所有的新闻都有价值，就像当零食吃一样，能够嚼上好几天。偶尔会碰上一个刚提审回来的犯人。监规规定，犯人与犯人是一定要回避的，听号里其他人说，一般队长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把拖地的人暂时关进厕所。可是“墨绿”对我从不。所以我更加盼望出去拖地，我盼望能够碰巧见到我的难友赵一凡，虽然经过分析已经断定那绝无可能，因为我们这幢楼男犯人都在二层，一凡柱双拐，二层楼他根本上不去。可人常常会毫无理由地寄希望于万一。
擦地时曾经见到过一个女孩儿，年纪很小，说不定比我还小。她穿着雪白的的确良短袖衬衫，一条褶压到底的深蓝色毛料短裙，两条辫子折起来齐肩。她的皮肤那么好，但苍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她不艳，但是标致而端庄，表情宁静得让人难以置信。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出现在幽深黑暗的监狱筒道里，巨大的反差让我颤栗。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这个问题莫名其妙地让我着迷，猜想和虚构她的故事成了我在监狱中的文学功课。我从来没设想过她是刑事犯，一个能够让人联想到少女时的冬妮娅、娜塔莎的姑娘，不可能与流氓、杀人这些字眼连在一起。也难以想象她是政治犯，她的穿着显然太资产阶级了，我们这些女孩子只有在“文革”以前穿过毛料裙子、府绸衬衣，她这样的女孩儿只能和客厅、沙发、钢琴连在一起，革命和反革命似乎都应该和她没有关系。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厕所对面的号里，小窗上的布帘被风吹起，我恰好看见了她。那天她穿一条长裤、一件非常合体的碎花衬衣，就一个人，没有狱友，一手提着便桶，一手端着一个白色的小盆，表情还是那么宁静。这样子像是刻在了我的脑子里，至今还是那样清晰。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谜对我仍充满了诱惑——在幽深黑暗的监狱筒道里，她的美丽至今让我震颤。
八十年代初，“墨绿”辗转找到了我，她已经改行当了个体裁缝，前店后家日子过得很红火。说到我们为她起的外号，她还是笑，只是比我在狱中见她时笑得更开朗更鲜明。她告诉我被清理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原因，是因为犯了监规——犯人有犯人的监规，管犯人的人也有管犯人的人的监规，她为一个因为涉外间谍案而坐牢的人送了一封信。我们有过好几年的来往，她的行为是因为正义，还是因为幼稚，或者是因为某种诱惑，对我来说都是可以忽略的，我看重的是，她在我入狱的第一天主动给了我一双袜子和厚厚一摞卫生纸。况且，惟一向犯人露出笑脸的队长，本来就是没资格也没理由当狱警的。她是怎么找到我的呢？现在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似乎我也曾经给过她地址，不是我家的，而是我当时的男友家的。幸好她不是栽在我手里。八十年代她当个体户是因祸得福，过上比狱警富裕的生活，而七十年代中丢了工作她可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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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中的日常生活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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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多次提到监狱里的那个窗，其实严格地说那根本不算是窗。第一，它不是开在墙上，而是开在门上；第二，它太小了，大约只有七八寸宽五六寸长；第三，窗外应该是天，可它透不出一点儿天，而是被一块旧得不知是什么颜色的布遮着。所以只能说它是门上的一个洞。那个洞像是牢房的眼睛，队长们通过它观察我们，狱中的专业用语叫“查号”。不同的队长有不同的查号风格。有的队长坦坦然然地走过来，手里一大串钥匙哗哗地响着，到了门口把帘子一掀，正好露出她的半个脸，她会与我们有目光的交流，一般是我们看见她就不再说话，低下头假装看报。其中有一个队长因此而得的外号叫“大脚”。如果我们要干什么违反监规的事情，都是等这样的队长刚查完号，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再来才干，所以这样的队长总是能得到我们比较宽容的评价。有的却总是鬼鬼祟祟、蹑手蹑脚地一点儿声音都不出，帘子只掀起一个小角，露出的是半只眼睛，我们发现她时她基本是马上放下帘子，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她是不是已经走了。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她曾经来过，遇到我们正想干点儿什么，比如烤窝头片、做棉背心等诸如此类的事，就得小心翼翼地等着，这时候女犯人的嘴也就不会留什么情了。七十年代大家都穿布鞋，女队长们穿布鞋上班并没什么损失。现在的队长如果因为这种职业要求而放弃穿皮鞋，因为不能穿皮鞋而放弃穿某种款式的衣服，那她们可是太冤了。
这个洞的功能是警方用来监视犯人的，但无聊得没有边际的犯人却是无孔不入的。放茅、开饭不都是关了一扇门再开一扇门吗？开门关门不是能煽起一点儿风吗？我们就利用这个空隙观察筒道里的犯人。哪个号少了一个人，哪个号换了一个人，哪个号只有一个人，我们都是一清二楚的。我从那儿看到了那个让我忘不掉的女孩儿，知道了苏联人莉达离开我们号后并没有出去，还看到了我的同案犯郑红丹。
红丹是一凡家的常客，我曾在一凡家见过她，据一凡说她是个恶作剧式的人物。我曾经在一篇写赵一凡的文章里提到，为了说服一个固执的女孩儿，一凡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女孩儿当面把信扔进火炉，一凡又写第二次，她把信撕得粉碎，一凡便写第三次第四次……这个固执的女孩儿就是红丹。一凡之所以容忍红丹是因为她的姐姐郑晓丹。晓丹是遇罗克《出身论》一文的忠实保卫者，她和她的家人曾把《出身论》砌入火坑里，埋进泥土里，塞进墙壁里，但最终没逃过被十八次抄家的洗劫，最后由晓丹的弟弟从存放抄家物资的仓库里又偷了出来。遇罗克被捕后，晓丹受遇罗克精神的感召，回到学校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写大字报公开为《出身论》辩护，向中央文革挑战，在遇罗克被捕半年之后被迫害致死。晓丹生前曾经热恋过一凡，对于她的死，一凡痛惜万分后悔万分，所以特别善待红丹。
在筒道里见到红丹使我异常吃惊，我虽以“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抓进监狱，但我本人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