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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后换过三个号，遇上过四个杀人犯。不知是不是巧合，她们一律都是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律都杀死了自己的公公。那是我进去后第二个年头的冬天，号里来了一个瘦高个儿的农村妇女，她把毒药拌在豆腐渣里毒死了因为财产纠纷而结了怨的公公，而且她成功地让村里所有人相信了公公属于正常死亡。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尸体下葬三个月后，一个远房亲戚要求开棺验尸，她再没有能力阻止。
一个号一般住三个人，偶尔也会住四个，这种时候我们都会心烦，好像在监狱里睡觉挤带来的烦恼，远远超出了坐牢本身的烦恼。那天正是四个人挤着，刚好够铺下四条被子，我的位置靠墙，新来的杀人犯紧挨我睡。半夜牢门突然哗啦啦地开了，我睡眼惺松地转过脸，发现杀人犯正用一条红布腰带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满脸憋得通红，她的眼睛长得本来就凸，这下更显得像是要暴出来。队长走进来用剪子把裤带剪断，就把她带走了。我们三人被吓得不敢再睡，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己勒死而争论不休。自杀在狱中是要受惩罚的，她回来时带上了背铐，我们看着她爬上床铺，然后用脚一点儿一点儿把被子勾起来，再用牙齿咬着盖在身上。队长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我们谁也不敢帮她一个手指头。从那天起大家都不得安生了，她白天黑夜地嚷疼，然后喊队长再被队长训，我们虽然烦她，但看着她提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还是得帮她。说来也奇，她的胳膊长，弄来弄去的从屁股底下钻到了前边，背铐成了前铐。到了打饭、放茅、放风的时候，她从下面一钻又成了背铐，队长一点儿看不出来。更离奇的是，这样一来二去的，铐子不知怎么竟然坏了，全然成了摆设。就这样像捉迷藏似的，过了一个多月才被发现。很快她就走了，不会是释放，很可能是去服刑，但她带铐子的故事成了狱中的黑色幽默，应该说是一个荒诞派作品的好题材。
我还看过另一个长期带背铐的。把我调进她的号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个日子应该比较敏感。那天早上气氛就很异常，队长们的脸比平时拉得更长绷得更紧。小荣说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哀乐声，我们正议论这哀乐是为哪位大人物而奏，就听到队长在门外开锁的声音。我们以为议论被队长听见了，一个个吓得不敢出声。队长小声说：“你，收拾东西出来。”一般筒道里有点儿声音，所有的犯人都会竖起耳朵听，因为队长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而不准叫犯人的名字则是队长们的“监规”。我们没有代号，所有人都是第二人称“你”，如果没有手指的配合当然就分不清是哪个你。那天队长说的是“你”，分明指的是我。“收拾东西出来”这句话在狱中是最暧昧的语言，你别想从队长的语调和表情判断那句话的背后是手枪还是玫瑰。我是第二次听到对我说这句话，最后一次跨出牢门时我听到的也是同样的话，一个字都不多也一个字都不少。我紧张而又狼狈地把东西都堆在房门口，队长锁了这扇门去开另一扇门，这时候号里的人根据开门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并没有离开这个筒道，而我也明白了，这次“收拾东西出来”的背后，既没藏着手枪，也没藏着玫瑰。
东西搬进去后队长把我叫到管教办公室去谈话。管教是队长们的队长，她的眼睛像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说不出是什么颜色，而且她总是眯着眼，好像不适应白天的光线，那简直就是一双真正的猫眼。这次谈话和上一次相比要和颜悦色得多，先是问我想不想家，家里是否给我送过东西，还说看我年轻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让我相信政府，认真对待这次考验，争取早日出去与家人团聚。我听得一头雾水，但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回到号里没多久，当天的《人民日报》就送来了，头版头条是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不一会儿别的牢房就传出了哭声，队长的眼睛个个也是红的，所以任由犯人们哭，借着这个机会，犯人们新仇旧恨自艾自怨，一时间哭声连成一片。我刚调进新号里的一位中年妇女看到报纸开始大骂周恩来。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调我来这个号，因为我的“反动”观点之一是反对江青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她的政治观点正好相反。她个子小，头发盘在脑后，挺文雅的样子，即使说这些话也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
我弄不明白，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弱的女子，有什么理由在监狱里还敢这么放肆。中午打饭时，她趁队长不注意跑到楼道里喊，终于被拉走，开始了长达好几个月带着背铐的生活。
出狱后我才知道悼念周恩来时全国空前的盛况，不久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牢房里开始人满为患。我想，如果她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大街上喊那些话，说不定早就让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了。很快我就断定她是个精神病人，她的丈夫是公安部的，言谈话语中她常提到谢富治，她受刺激的原因一定与政治有关，与线上的人物有关。断定她是精神病人的另一个理由是，她有常人没有的忍耐力。她的胳膊没有那个杀人犯那么长，不可能从屁股底下钻来钻去，她的运气也没有那个杀人犯那么好，手铐好着呢，看不出短期内能坏。不到一天，她的手就肿了，没几天，就肿得像馒头似的，并且又紫又黑，皮肤薄得像是一碰就破，接着胳膊也肿了，到最后，铁铐深深地嵌到肉里，一点儿活动的余地都没有了。但是她从来不说疼，也不像那个杀人犯只要见到队长就要求摘铐子。看着她吃饭时把窝头放在床沿上趴着啃，我开始给她喂饭，看她的头发乱成一团我开始帮她梳头，放茅时帮她穿裤子，有热水的时候还给她做热敷。有时候，我会劝她向队长认错，请求把铐子摘下来，否则，时间长了手臂很可能会残废，她却总是无所谓似的微笑着摇摇头，然后便祥林嫂一般自言自语地说：“让他死，太便宜他了……”
周恩来的死在队长们的心里引起的波澜终于归于平静，这才给她摘下了手铐。把她抓起来的人应该最清楚，她真正应该去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精神病院，她和张志新毕竟不是一回事，用对她的惩罚来寄托哀思表达立场反而显得不那么名正言顺，我这个被调来和她做斗争的对手当然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接受考验立功赎罪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她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一个正常人的意志力再强，也远远不及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无意识更有力量。意志是对恐惧而言，正常人对恐惧过于敏感，当你的思维能力足以判断你可能面对什么、失去什么，而那将要面对的正是你难以面对的，将要失去的正是你不忍割舍的，于是你有了真实的恐惧，你因此而需要意志力来克服这恐惧；而精神病患者之所以能够真正地无所畏惧，正是因为她根本不需要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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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中的日常生活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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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病患者在同一个号里的另一个狱友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是个一生未嫁的天主教徒，她是我在狱中见到的年龄最大的犯人。那一年北京的天主教徒可能成了点儿气候，前一个号里就住着一个她的同案，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同案何止一个，我所在的看守所里就有十几个。
从她的同案那里我已经大致知道了她的案情。那是一九七六年初，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天主教徒们神奇地串联在一起，顶礼膜拜一个房山县来的28岁的女人，据说此人的文化程度是小学三年级，但成百上千的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都是她的信众。她自称是圣母的徽号，替圣母到中国来发出警告，因为中国人罪孽深重，圣母将在那一年的某月某日施行惩罚，将连续若干天不出太阳，连续若干天暴雨如注，全国上下将一片漆黑。总之，他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每个人都无比虔诚，老人曾讲述她为了保护圣母的徽号被革命群众用石块打、用唾沫吐的经历。
过了没多久，监狱里通过广播开了一个宽严大会，宣布了几个因为认罪态度好当场释放和因为拒不认罪而从重判处的典型。会开到一半，筒道里就传来大喊大叫的声音，老人告诉我，叫喊的也是她的同案，还是一个中学生，会上宣布认罪态度好当场释放的是她的母亲。她骂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母亲。她骂母亲是叛徒，骂她不得好死。接着传来开牢门的声音，她被强行拖了出去。我们都竖起耳朵听着她回来的动静，直到熄灯的铃声响了她仍然没有回来。深夜，哗啦哗啦的脚镣声把我惊醒，我相信，在这样静的夜里，每一个人都被那声音惊醒了，但是整座牢房除了那刺耳的脚镣声哗啦哗啦地由远而近，静得再没有一点儿声息。声音在我斜对面的房门口停止，然后是队长的开门声，她走进去了。一个女中学生，然而，她拖着脚镣走进了牢房，肯定还有手铐，说不定还是背铐。牢门关上了，牢房还是那么静，静得没有一点儿声息，我相信，那天晚上，牢房里每一个生命都像我一样，屏住呼吸睁着不眠的眼睛。
这是我到监狱后第一次那么逼真地听到脚镣的声音，它戴在一个女孩子的脚腕上。你尽可以想象，她以怎样的激情，激怒了试图让她像她母亲那样就犯的干警；你也尽可以想象，她以怎样的执着守卫着她那也许是幼稚的信念；但是，你很难想象，一个年龄还没到可以成为公民的小姑娘，为什么会来到这座监狱，来到这间牢房，并且亲耳听到母亲对女儿的背叛——没有母亲的影响，她可能走上那条不知是通往天堂还是通往地狱的道路吗？
一直到离开那座监狱，我始终和老人在同一个号里。只要有可能，她就会给我讲《旧约》里的故事，讲基督的降临，讲迷途的羔羊，讲人应该为上帝献身，而不应该在世俗中沉沦。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