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姿态。也就是说，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可行与不可行，而是应该与不应该。当人的正当权利被剥夺，自由的意志受到挑战的时候，是非与价值，只能在另一个层面定义。
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精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自己，要避免学会以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谨和猥琐、小心和怯懦是很难划清界线的。很多人对刘氏兄弟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做的事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对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谁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谁都有弱点和局限性。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东西有距离。很多人崇尚耶稣是事实，没有人能成为耶稣也是事实，这是两个必须同时接受的事实。软弱，大多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个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则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改变信念，是应该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坚守表示不屑，则是不厚道的。对于那些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的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他所标榜的东西去要求他。如果他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也是他必须承受的，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也并不值得特别同情。
如今我已无法从刘氏兄弟那里知道，他们当初何以把家贡献出来，使之成为民办刊物的大本营。但是我仍记得那张破旧的八仙桌，记得旧得看不出颜色和式样的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物储备；记得那张铺板搭成的床，我们蜷缩着腿坐在床上开编委会，芒克和他的妻子在那张床上度过了热恋的浪漫时光；记得不知是谁用手绘制的窗帘，红、黄、白组成的抽象图案，有各式各样的几何图形。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三角形代表女人，我曾把这意象写进一篇题为《带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说里，发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上；还记得振开从家里拿来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录音机，现在想起来，那音质实在是极差的，但是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无疑是一件奢侈品，听着音乐干活成了我们最奢侈的享受。
七十六号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义务劳动。不记得是哪期，我把散页拿到家住附近的一个大学同学家里装订，他们工作到深夜，然后又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助学金订阅杂志。还有很多文学青年来这里朝圣，一个外地青年写来一封像散文诗似的信：“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燥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坐麻的双脚，沿着长安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
荒芜青春路４
…
提起诗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标新立异的披肩长发，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是让人不能不接受的狂妄。然而这些不属于振开。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我们相识时，正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惟一的妹妹珊珊因为抢救落水儿童刚刚牺牲不久，他在给友人史保嘉的信中说：“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的。”以后他把中篇小说《波动》题献给了珊珊。
与文弱的外表和内向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振开一贯鲜明的立场和勇气。当年李南、桂桂和程玉第一次为《今天》工作时，振开颇像政工干部与下属谈话时那么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话虽然激怒了这几位女志愿者，她们当即表示，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当然应该自己承担，但他严肃的表态，无疑使她们建立了信任关系。
《今天》发表的作品很快被一些开明的官方刊物所接纳。《安徽文学》很快以专号的形式转发了民刊的作品，《诗刊》也率先发表了振开、舒婷、芒克等人的诗，一时间说《今天》要被招安的大有人在。对此，振开规定，凡在官方刊物转载《今天》上发表的作品，必须使用原来的笔名。
在圈子里，他的外号叫“老木头”，套用帕斯卡尔“有思想的芦苇”的名句，我说振开是“有思想的木头”。他的敏锐深藏在木讷的外表下面。是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但人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思考的能力，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抵御无孔不入的宣传，并使自己最终不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振开正是那极少数人之一。他在给中学同学金波的一封信中，对其信仰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限乐趣’、‘无限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这封信写于一九七二年二月，那时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有人开始对“四人帮”、对“文革”提出质疑，但是很少有人对于我们的所谓信仰，以及构成这信仰的思想意识提出质疑。
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使他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年写下了著名的《回答》。他的怀疑已得出结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北京曾有一个“文革”诗歌研究者向我询问《回答》的写作时间，想要证实此诗不是写于一九七三年而是写于一九七八年。我想，此人的目的是想证明谁是诗坛的“霸主”，对此我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也毫无兴趣。但我相信不管诗写于何时，诗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说：“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会有信仰，不过在站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叩叩敲敲，把它研究个透彻。”
与振开毕业于同一所名牌中学，曾经主办《中学红卫兵报》，为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牟志京，在信仰破灭之后移居美国。而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对美国的民主产生怀疑并试图参加美国共产党，只是因为怕不好找工作才放弃。美国梦的破灭，使他又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认识。那时他在一所大学当教授，算是个知识分子，听说后来他辞职经商，不知道生意是否成功。我相信，如果他轻而易举地挣到了百万千万家产，对于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又会来一次回归的回归。也就是说，至今他仍然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经历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历程。我们的怀疑，是在不怀疑中生长出来的，即使要否定什么，也一定要先肯定什么。而年轻一代怀疑论者则不同，他们怀疑并且推翻，只是为了怀疑和推翻，不在乎是不是虚无，或许虚无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境界。
二十多年过去了，振开已出国多年，我们只有很少的联系，我知道他的善良依旧，对朋友的友情依旧，而且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他从没试图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的、不苟言笑的、固执的，甚至有点儿古板的赵振开。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的北岛和他的创作。一九九四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见到他了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神的漂泊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何处？
…
荒芜青春路５
…
我是先读到并欣赏振开的诗，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和崇拜，先入为主地以一种仰视的态度与之交往的。对芒克则不同。我在认识他的同时，读到“太阳升起来，把这天空/染成血淋淋的盾牌”，读到“黄昏，姑娘们浴后的毛巾/水波，戏弄着姑娘们的羞怯/夜，在疯狂地和女人纠缠着”，也读到“我有一块土地/我有一块被晒得黝黑的脊背/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我有会发出温暖的心脏”这样的诗句。我热爱这些诗句，也热爱这个叫芒克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本名叫姜世伟，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当时他二十七岁，是造纸厂的工人。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又很外露的人。和他接触时，你很容易摆脱拘束，当你忘掉他是诗人时，他会毫不掩饰得意地提醒你：你以为我是谁呢？我是一个诗人！他会很认真地把事情做错，也会很真诚地向你道歉，而你也会不折不扣地原谅他。很多人愿意把早生的白发染黑，或者藏在帽子里，而他却以自己的一头白发自豪，五岁的女儿叫他“老杂毛”，他朝女儿嘻嘻地笑，全然一个老顽童。英俊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使他在吸引姑娘时很占优势，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以至我把他四年以前出版的《野事》总是当作自传而不能当作小说来阅读。
外部环境的恶劣很难对芒克形成真正的威胁。从创办《今天》起，他就失去了正式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但对芒克来说，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才是不可想象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的穷日子他可以过得很踏实；喝洋酒、吸洋烟、穿几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装像花花公子一样的日子他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