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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抗争也许只是为了伸张个性。你一定听说过北京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被全市最可称道的品学兼优的女学生打死的事件，而学毛选和搞大批判则是我中学时代的全部生活。这说明，我们的个性曾经被摧残被扭曲，我们的精神品质都向着不正常不健康的方向发展。在赵一凡的引导下，我开始接触俄罗斯和西方名著，七十年代初这些书还都是禁书，为此我被党支部书记找去谈话，但那已经阻止不了我了。那情形就像是在一间黑暗空旷乏味的房子里待久了，无意间发现了一扇尘封的窗子，推开来一看，窗外居然有如此这般的风光！然而，你还来不及对那景色发出一声赞叹，那扇窗却被关闭了。北京有句俗话，叫作“看到眼里拨不出来”。它无比神秘让你无限向往，它如此奇异让你魂牵梦绕，你情不自禁地追寻而去，就像一个偷食禁果的初恋少女。生活就是这样被改变了！为了那一束光亮，一幅风景，我们付出了不是正常人生该付的代价。我不后悔，不是因为后悔没用而不后悔，而是因为我觉得值得而不后悔。虽然单纯不再，执着不再，只有决绝。用一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如果你爱过，你是该为自己终究不是老处女或者终究没有为生存所迫去卖淫而欣慰而庆幸呢，还是该为你失去了所谓贞洁而遗憾而悲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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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通信：与儿子一同成长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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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坎坷与平坦，生命的精彩与黯淡，就在那扇窗子一开一合之间。但是，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吸引他的与当年吸引我的固然不同，相同的是，我们两代人在相似的年龄都被一种精神感召着。我深知那是一种怎样巨大的力量啊！毁掉了学业与初恋都在所不惜。且不说我该不该拉住他，恐怕我想拉住他也不可能了。我所能做的，是让他渐渐地学会识别表面的与本质的，学会欣赏美的与不美的。
从那一刻起，对于他的迷恋摇滚，我忽然变得坦然了，甚至生出了感动。毕竟，我们母子不只是生命的延续，不只是物质上情感上相依为命，在精神追求的轨迹上也曾经相遇。等他长到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年纪，他也会感到欣慰吧？
十年以前，在记述了我的牢狱之灾的《无题往事》一文中，我曾表达过与你同样的忧虑：“对于识字却还缺乏阅读能力的孩子们，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好人有时也会坐牢呢？我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仁爱而单纯的，知道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曾经被戴上象征着罪恶的手铐，能够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养他的母亲被污辱被歧视，居然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不知道怎样能让他既了解真相又不滋生仇恨。
在他上初二的时候，因为老师偷看同学的日记，学生与老师发生了冲突。他回到家很兴奋地告诉我，他如何带领同学向老师发难，要求老师向同学道歉。当时我的心理非常复杂。一方面我害怕他与老师对立，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老师的关系好坏决定着他成绩的好坏，一个被老师看成眼中钉的学生将再也得不到鼓励和重视，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心智不可能成熟到可以与冷落抗衡；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让他认为人应该漠视自己的权利，特别是，这一次他是在为别人仗义执言，这是一个男孩子应该具备的起码的品质，我不能给他灌输“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市侩哲学。事实上这种尴尬经常出现，如果在孩子愿意与你交流、听取你的意见时，如果你不能诚实地面对他，而是向他展示出双重标准，你会从此失去他的信任和尊重，他会向你关闭他的内心。最终，我选择了诚实。我提醒他：第一，一定会有人向老师报告是你在鼓动；第二，老师一定会向你报复。“你知不知道这个后果，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他回答得很肯定也很从容。他已经了解世故，但还没变得世故；他已经看到了真相，但还没有被真相吓住。
生活在继续。生活的自然展开能教会他们我们无法教给他们的一切。我不能刻意地向他隐瞒什么，也没有刻意地非让他知道什么。他的父亲不在了，他从父亲的朋友那里、从我的文章中感知他的父亲。他告诉我：“如果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不缺少父爱，就不会成为这么独立的孩子。”你看，他已经学会从不好的事情中得到益处了。
当然他也会有困惑。十二岁那年，得知父亲的死最初是由于一次误诊造成，他哭了很久。他问我：“倒霉的为什么是爸爸。”我咬咬牙告诉他：“很多时候生活是不公平的，轮到谁谁就得承受。”这样回答使我不安，但是我不能用“大灰狼”来代替一桩人为的医疗事故，更不能保证未来生活对他一定是公平的。
不久前，我们一起看美国电视连续剧《兄弟连》，从他的议论中，我发现他看待人与事和我们十五岁时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能够宽容一个英勇的士兵表现出的怯懦，懂得尊重一个战俘投降时的尊严，欣赏一个军官哪怕砸冰取水也要刮胡子的细节，也可以对反派人物来点儿幽默。教条不再属于他们，仇恨也不再属于他们。
我有一个朋友，“文革”中因为说“谁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不例外”而被打成反革命坐了三年牢，前不久他患癌症做手术，他妻子告诉我，出现幻觉后他不停喊叫：“别让警察来抓我！”碰巧另一个朋友的弟弟患同样的病，在同一个医院里做手术，术后昏迷时说的是：“姐姐，‘文革’结束了！”这两个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地点和场合的故事使我震惊。他们的，还有你的，对于这段经历至今的耿耿于怀，说明我们这一代人即便走得出历史的废墟，也走不出心灵的阴影。亦如你为了让儿子摆脱“虚伪与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从语言到地域彻底把他与父亲及其中国背景隔绝开来一样，我的那个并不缺少才华与豪情的朋友，宁愿在他乡抑郁而死，也不愿回故乡苟且偷生。
曾经与不止一个朋友有过共同的读书体验，书中的故事常常会惹我们哭。回想起来，几乎没有让我不哭的小说，托尔斯泰使我激动而哭，陀斯妥耶夫斯基使我悲伤而哭，车尔尼雪夫斯基使我感动而哭。《红字》《牛虻》都无不让我哭得昏天黑地。同时，我们也都觉得奇怪，现在的孩子不哭。儿子让我意外地卒读了罗曼·罗兰的四卷本巨著，但是他不兴奋也不感动，而是考证主人公与贝多芬的异同，然后总结性地宣布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革命说教过时了！”但是，他会为另外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而动容，比如披头士或X…Japan的音乐。他宁愿花几百元到现场挥动闪光棒直到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而我们不管多么反叛，当SARS这样的灾难降临之时，却还有去当志愿者的冲动。
我不知道你和你儿子父亲的故事，但是可以肯定，你的儿子也会慢慢长大，从你为他蔽荫的房子里走出去。也许有一天，正是因为你的封锁给他造成的好奇，使他神差鬼使地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权知道真相，也一定能够知道真相。你希望他像牛虻一样遭受致命的打击而破碎，还是希望他在真实中慢慢成熟？吃着巧克力、穿着耐克、玩儿着电脑游戏、看着动画片、听着披头士长大的儿子们，也许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反右”与“文革”，不需要学习如何写“检举信”与“检讨书”，也不需要分辨政治上的正确与不正确，以及道德上的是与非。但是不管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他不能不面对生活中的美与丑。毫无疑问，专制腐败草菅人命的制度是丑行，“虚伪与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是丑行。但我相信，美国也不是一块净土。相对于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标准来说，审美是更稳定更恒久的标准，只是它也许比任何标准都更高更完美，因而更加难以企及。
前几天，我和儿子一起去观看美国《国家地理》图片展，我惊奇地发现，一百多年来，这个非盈利性机构（而不是私营公司）的领导人，由一个家庭（而不是家族）的四代人接连担任。其中有一幅黑白图片，画面是发明电话的老贝尔拉着孙子的手。这个七八岁大的男孩儿，正是现任董事长的父亲。这是一种怎样的延续与传承啊！正是这种超越了政治与社会的、由精神与审美连缀而成的链条，使得一本貌似科普的杂志，充满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瑰丽的审美色彩，成为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它能让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着迷；所以，才会有一个中国母亲和她的儿子一起，在那些图片前流连忘返，对一本异国的杂志赞叹不已。
自私地说，一个不想失去儿子的母亲，一个想拥有儿子的母亲，在审美层面上的沟通，几乎就是惟一的途径了。当然，这也是冒险。人与人是如此的不同，DNA又是如此的神秘。我们得有支付代价的心理准备。
感谢你的来信，特别感谢你的问题，让我静下来想关于我和儿子共同成长的经历。
徐晓
二○○四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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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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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八月去美国旅行，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被一个姓魏的朋友带到了新泽西州一个风景如画的住宅区。它远离闹市，幽静自然是好，但生活上很不方便，我做客那家被称为“阮太”的女主人七十多岁了，还要自己开车到几公里远的地方购物。几年来，高尔泰就在这里读书写作，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就是这个阮太，无意间说到高尔泰是她家的邻居。对于关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人，高尔泰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人们对于他的敬意来自于他在社会上两度昙花一现。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在《论美》一文中，高尔泰提出了主观美学的观点，挑起了一场美学大辩论，并因此被打成了右派；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