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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矜持最终扛不过他的沉默。结婚以后，对于他的“铁嘴铜牙”我有了更多的领教，只要他不愿说话，任你怎样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用不理他的办法和他赌气算是上了他的当，如果你能坚持十天不和他说话，他一定会坚持二十天来回敬你。对朋友他可以一味地违背自己宽容无边，对我则是苛刻到底。
说来好笑，我们婚后第一次吵架是因为一个不足一两的面团。包完饺子剩了几个皮儿，我做成了面条，连续两天都没机会煮了吃，天气热面发酵了变黑了，我扔进了垃圾筒。他指责我浪费粮食，我认为他小题大做，结果吵得不亦乐乎。他的节俭常常到了让我无法忍受的地步。最使我觉得不可理喻的是他病倒后的一件事。
他得的病叫肠瘘，肠子粘在肚皮上，溃疡后在肚皮上穿了一个洞，任何食物吃进去等不到被吸收几分钟后就流出来。看着他一天天衰弱，生命一天天地从他的体内流走，我急得满城求医问药，终于在三○一医院得知三○四医院新近发明了一种口服营养液。炎热的六月，我独自一人站在医院的院子里，拿着医生开的介绍信，眼泪刷刷地往下流。药属于自费，但只要能治病，谁会在乎花多少钱呢？第二天一大早，我骑车、坐地铁、走路，一个人跑到西郊买了三箱药，生平第一次自费打了辆出租车兴冲冲地赶回医院。我瞒着他不让他知道花了多少钱，可还是被别人说漏了嘴。不出我所料，他嫌我花钱大手大脚死活不吃，我伤心得一个人在楼道里落泪。与此同时，他却拒不接受一个朋友送到医院还给他的一大笔钱。当时别人以为他这样做是不愿意让我插手男人之间的经济来往，后来他解释，拒绝接受的惟一理由是，那个朋友还钱不是已经有钱，而是因为他生病凑了一笔钱。
他对物质的蔑视对名利的淡泊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我也自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不会有什么分歧，可是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却成了障碍。
婚后第六年，我们终于分到了一套两居室楼房，为了得到这套房子，我在单位上下游说，几个月坐卧不安，公布方案的前几天紧张得直失眠，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房子分到以后我特别兴奋，终于有了自己的窝，再不用为借别人的房子而内疚，再也不用为生不着炉子而犯愁，为冬天在室外洗衣服洗菜而发怵，我们快两岁的儿子也再不用因为怕摔在炉子上碰伤而总被拴在床上。他的放疗性肠炎引起长年腹泻，冬天夜里爬起来穿戴好了到胡同儿里去上厕所，一夜折腾几次冻得就别想再睡，夏天一蹲半个多小时被蚊子咬得受不了，这回他不用再为那倒霉的腹泻受罪了。作为主妇，我希望把我们的家布置得漂亮而温馨；作为妻子和母亲，我愿意尽全力让我的丈夫和儿子生活得不比别人的丈夫和儿子差。我有什么错？可他却说：“对我来说住楼房和住平房没有什么区别，住两居室和住阁楼没什么两样，我照样接待朋友，照样可以看书、下棋、听音乐。”我们没有彩电，没孩子以前我没觉得是个问题，孩子渐渐大了，要看动画片，我想买一台，他说：“我们小时候不是没有电视嘛，照样长大长知识。”他反对我打扮，说：“你穿什么戴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嫌你不漂亮根本就不会娶你。”我承认我不如他超脱，我比他平庸，但我是女人，一心顾丈夫顾儿子顾家的女人。你付出的没有人接受，你的心愿没有人理解，总之没人领你的情，当然觉得特别委屈。我怨他怪癖、不尽情理，恨他冷漠、无动于衷，我觉得他的小气与大方、偏狭与极端全是冲着我来的，全是为了折磨我。
如今，当我把有关他的故事放在同一张稿纸上来写，把他的身体、他的经历、他的性格放在同一个屏幕上来看，当生命无可挽回地逝去，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坐下来从头到尾细细地读完他人生的全文，我发现其实这些不难理解。试想，如果他为名为利为金钱所累，他还是爱他的朋友们心目中的老周吗？如果他不把自己看重的东西强调到极致，生活在分裂的时代怎么可能保全自己不成为一个分裂的人？一个男人，体弱多病饱受折磨，没有强健的体魄、耀眼的成就，凭什么葆有尊严赢得敬重？当年我又为什么崇拜他爱他嫁给他呢？如果说他的淡泊、退避、极端是他赖以生存的策略——每个人不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策略吗——他是成功的。他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萎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当然他不是尽善尽美的，他选择传统中的光明，也被传统的阴影所笼罩；他蔑视世俗，却不能改变生活于分毫。如果有人因为把他看得尽善尽美而对他失望，不是他的错误。那么作为承受这一切的我，该抱怨什么，又能向谁抱怨呢？是的，生活在不断变化，不惜一切代价忠于一种观念已经使人疲惫不堪，我们不该固守陈规，也没必要总对往事耿耿于怀。但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男人和女人、老年人和中年人不都或多或少或心理或生理或内在或外表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吗？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能把自己所尊崇的生活准则贯彻到生命的始终呢？
距离可以使事物变得清晰，可以使人变得柔情似水，然而当时我却执着地试图改变他，如同他执着地试图让我适应。长久的冷战把我们搞得两败俱伤，两人的自信都被打击得一败涂地，我更是疲惫得安静下来，再不指望把什么说清楚。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分手，又一次又一次地搁置下来。在一次冲突之后，终于决定先尝试分居。
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想着我们这些年共同度过的苦日子甜日子，想着他离家之后为了才两岁的儿子我们将如何相处，心里特别凄凉。他还没有走，已经整理好的旅行包放在脚边。我等着他说点儿什么。
怎么能指望一个不承认女人也需要哄需要劝的男人在这时候说点儿什么呢？我流着泪转身走进隔壁房间，站在窗前茫然地看着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世界再大和我无关，生活再美于我无补，朋友再多对我无助。我觉得脚下是一片废墟，眼前是无底深渊，身后是两个人的世界——两个人的世界没有语言没有笑声，两个人的世界战争连绵。“你不再爱他了？”我问自己。“你不能再爱他了，你承受不了这份爱。”我对自己说。否则我们将一块毁灭，连同以往的柔情和爱意。
最终他没有走。我们注定了不会分手，不该分手，就像两根铁轨，注定了永远同行，也注定了彼此永远对峙。
不久他住进了医院，两个月后因为治疗无效出院回家。那时候，我穿梭于北京各大医院搜集他以往的X光片和病历，托熟人找关系，试图查明病因，同时，想尽办法做他能够接受又易于消化的食物，试图通过食疗使病情出现转机。为让他配合，朋友们在史铁生家里商量如何使他接受每日十餐以至更多的少食多餐的饮食方案。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我们这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家暖气停了之后尤其阴冷。他和儿子在隔壁的房间里已经入睡，我坐在灯下给他写信：“就算是我强加于你，试一试，听我一回，说不定这是最后一回，等你好了以后……”整理遗物时，我找到了这封长达六页的信。不会再有回信，不会再有以后，不会再有怨恨、冷战和恐惧，也不会再有期待、幻想和希望，一切都因为生命的结束而成为往事。往事令人心酸，令人心碎……
从此他一病不起，在朋友中间几乎成了一个持续了将近四年的事件。最初半年需要二十四小时陪护，大家一天三班倒轮流值班。人手最紧的时候，史铁生年迈的父亲为他做饭，史铁生摇着车送到医院。其中有三个月他出院回家，由桂桂在家里给他打点滴。那时候桂桂在通县上班，晚上下了班赶到我家，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就得爬起来去赶班车。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再加上长期静脉注射，很难找到可以用的血管，好容易扎上了不是鼓就是漏，我经常半夜里把她叫醒重扎。鄂复明除了值班每周或隔周必去医院，三年多从未间断。家里有过重病人的人应该能够体会，即使是亲人做到这一切都很不容易，在人情越来越淡薄的今天这意味着什么？一九九三年元旦，二十多个朋友在病房里陪他过节，从美国回来的程玉还带来了她的两个儿子。大家带了食品和一次性餐具，搞了一次名副其实的自助餐，医院里的这种聚会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过春节孙立哲派车把他接到史铁生家，让他也吃上一顿过年的饺子。
常常有人问我：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你又没有足够的收入，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回答说，靠朋友帮助。有些人不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没有朋友们精神上的支撑，没有国内的以及在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典、日本的朋友们经济上的资助，我早就垮了，我们这个家庭早就垮了。朋友们给予他的，给予我的，不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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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五月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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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期间，他所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两次手术失败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把最平凡的生活品得有滋有味的人将被长期绑在床上坚持无望的治疗；一个最最不能容忍麻烦别人的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一个最克俭的人每天消费几百元维持生命……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误诊。无法判断是标本或化验单被搞错了，还是显微镜出了毛病。三十多年后，用腊封保存下来的标本切片重新检验的结果表明，耸人听闻的淋巴肉瘤实际上是一个发炎的淋巴节。何等横蛮、冷酷而又无理！可是让他去向谁质问，向谁抗议呢？他只好认命。
营养液、白蛋白、血浆、鲜血一滴滴一瓶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进他的体内，可是身体仍然不可抑止地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