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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液、白蛋白、血浆、鲜血一滴滴一瓶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进他的体内，可是身体仍然不可抑止地衰竭，每一根神经都异常地敏感和脆弱，每一个细胞都奄奄一息。他总是说：我没劲儿，我累。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疲倦，严重时手臂、腿脚、脖颈甚至眼皮、手指每一个常人察觉不到的动作，对他来说都是负担。没有注射高营养时，他的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但他却承受不了自己的体重，一个一米七六的男人承受不了他自身的体重，躺着好像要漂浮起来。我总是不停地为他按摩，从头到脚到指尖。我想那样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手术前，饥饿但不允许进食，几乎有半年时间他没吃任何东西，实在受不了了他含一块水果糖，用纱布挤西瓜汁再用匙子一口一口喂给他喝。手术后允许进食却不想吃，吃了会感到恶心想吐。还有腹泻，每天十次八次，不管吃不吃东西都一样腹泻。我举着吊瓶送他去厕所，听声音根本分不清是大便还是小便。不止这些，还有没完没了的浮肿、头晕、心动过速……
最使人尴尬的是肚子上的伤口，张开着像一只只血红的眼睛，总是流着脓水，一天换好几次纱布衣服还总是脏的。女士觉得害怕不敢目睹，男士觉得太惨不忍目睹。
最难忍受的是说不清原因的高烧，持续不断且愈演愈烈，最后半年热度几乎从没退过。早晨是三十七度五、三十八度，下午升到三十九度多，有时是四十度。天天如此，谁都习以为常了，连我也习以为常了。每次我例行公事地为他作酒精浴物理降温，然后喊来护士给他打退烧针，用退烧药，守着他直到出一身大汗降到三十八度左右，用热水给他擦了身再离开医院。我并不怕在医院过夜，最初一年我经常连续好几个晚上不回家，但是后来不管多晚总是回家，我不知道留下来还能为他再做什么，我只好扔下他走，事后又因为没有陪着他而后悔万分。
最令人绝望的是那些长长短短的管子，最多时全身插着五条。往主静脉里插管一是容易感染导致败血症，二是容易伤了肺出现气胸，这两种情况都不止一次出现。第二次手术后，感染加气胸同时出现，我亲眼看着医生抢救，把像毛衣针粗细的针头刺进他的前胸，当时只觉得腿直发软。事后我哭了。那是他得病的第三个年头，我已经不会再哭了，但是那次我哭了。我为他委屈为他不平，就因为他坚强，所有的灾难就都该落在他一个人头上吗？我觉得上帝太不公道。
最糟糕的是，没有人能改变这种状况，金钱、医院都无能为力。眼看着他被囚禁在病床上，没有人能真正帮助他安慰他。面对每刻每时每天每月每年都面临着的折磨，健康人的语言变得空洞而虚假。有的朋友不常去了，不是缺少同情，而是对一个从不接受同情的人不知怎样施与同情；不是冷漠，而是对一个渴望活着又明明垂死的人无法冷漠。
他在病床上躺了三年多，神志清醒，肢体没有障碍，但他软弱无力，疼痛万分。忍受已成了他的习惯，他的性格。在安乐死和与疾病斗争两者中间，他选择了后者——用勇敢和尊贵的方式与疾病周旋到底。精神好点儿的时候他能看看书，差点儿的时候就听耳机，再差一点儿就闭起眼睛。他总是静静的，没有人听到过他喊叫或者呻吟，“打碎门牙往肚里咽”是他的看家本领，让所有人都走开一个人静静地呆着是他的拿手好戏。那时我之所以有时候要一天三次往医院跑，是知道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轻易喊医生或护士，常常是高烧三十九度还没人知道。下胃管对于他好像是吃面条，不管什么样的治疗，不管是年轻大夫，还是实习护士，他总是说：来吧，没关系，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他手臂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新来的护士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病人那么特殊，不是他听护士的而是护士听他的。医生告诉她：这个病人特别能忍，如果他说痛就一定是真痛，给他用止痛药不用医嘱。为他做手术的副院长说，行医四十多年我没见过像他这么坚强的病人。
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可以说，他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恐怕不止我一人从他身上懂得了一个人的自尊是怎样确立的，尊严又是如何获得的。几年来，我上千次地出入于病房，等待我的总是医生护士和病友们热情而真切的关注，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关心着我和儿子。无论他人怎样消瘦得像个难民，他伤口怎样流得稀里哗啦，他呕吐得怎样不亦乐乎，我从没感觉到尴尬或难堪。我为我的丈夫有这样出色的表现而骄傲，我为我是这样的男人的女人而骄傲。
其实他并不是天生的强者，只不过他清楚自己的位置，懂得怎样成就自己，如同北岛懂得怎样使诗句来得响亮，史铁生懂得如何把小说写得精彩；或者说，如同一个工人懂得如何把活儿干得尽可能漂亮，一个厨师懂得如何把菜尽可能炒得地道。他懂得对于那种不可避免地经受某种挑战的人生，尤其需要意志——强调到极致的意志。
我没有研究过一个人性格生成的过程，我不知道是顽强的性格必然要面对痛苦的挑战，还是痛苦造就了顽强的性格。如果是后者，那人应该把痛苦当作教科书，因为顽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种高贵的品质，虽然软弱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不可以被原谅。我也不真正懂得宗教，我说不清他所承受的一切是上帝对他的恩宠还是惩罚。如果是前者，那每个人都应该从容地面对痛苦，也许上帝最终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他绝不把你承受不了的东西强加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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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五月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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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已经没有痊愈的可能，但他抵御不了生存的欲望。他有许多活下去的理由，比如为了他无比崇拜的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毕竟太残酷。第一次手术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二十，第二次更是微乎其微，第三次应该说等于零。他坚持要做第三次手术，潜意识里是不是希望手术失败得到解脱？他曾经答应过母亲，答应过朋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再轻生。一个因为不能容忍说话不算数而敢于把刀子刺向自己胸口的人，是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在最后的日子，他变得敏感而脆弱。以前朋友去看他，他总是劝说别人不要为他担心，后来见到来人他经常落泪。我真是感激陈志伟，给他带来了“大悲咒”，还从头到脚为他按摩，用特别善解人意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安慰他。身旁的田晓青把心提得老高，生怕他过于敏感或起疑心。但是他出乎意料地顺从，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像一个人临终时虔诚地面对一位牧师，使人感到死亡的脚步已经逼近。
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异常的烦躁。一九九四年春节，我为他买了一个最大号的红气球挂在病房的窗子上。春节过后落了一层灰尘，我把它扔了。他对我大发脾气，说明年还可以用不该扔。我说，气球放不到明年就会坏，再说明年还不知道在不在医院过春节，何必现在操那么大心。我绝想不到这句话会伤他，更想不到我说了这句话之后仅三个月，他便永远地离开了那所医院。当时他气愤地说：“是呀，明年还不知我是死是活对不对？”从那以后我才意识到，应该把他看成病人，一个垂危的病人。
四月，阳光正好，我们的小儿子推着轮椅，轮椅上挂着乳白色的营养液，我们一家到医院的院子里晒太阳。他已经很久没有到过户外了，不断地说花真好，阳光真好，儿子真好。那天我特意带了儿子的跳绳，给他买了平时爱吃的白瓜子，给儿子买了紫雪糕。他坐在樱花树下，看着儿子跳得脸红扑扑的，满头大汗，一边念念有词地鼓励他，一边嘱咐我要让他多锻炼身体。对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来说，那一天像一个真正的节日。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在孩子一岁生日那天我们共同去过一次公园。也是春天，他让儿子骑在肩上，儿子眼睛瞪得圆圆的满脸惊慌。一岁的孩子没有记忆，这次在医院院子里将成为最后的也是惟一的和爸爸一起“春游”的记忆。
那以后没几天是他的生日，我曾和儿子商量着买一台小电视作为生日礼物，他坚决反对，我只好作罢，只买了红色的菊花带儿子去看他。接过花他掉泪了。以前我从没买过花给他，知道他不喜欢插在瓶子里的花，有时朋友买了花他会让我带回家。只有一次，我的同学王艾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带来的野花他很喜欢。这次他很高兴，连连说好，亲手插在罐头瓶里不断地摆弄。
第六天那束花枯萎了，叶子发黄，花瓣也干得卷曲了，一副凋零残败的样子。第七天清晨我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那是一天中最令人振奋的时刻。那一刻人们正迎着阳光从樱花旁匆匆走过，不管是面带微笑，还是心存烦恼，每个人都拥有那一刻那一天。而他却死了。他属狗，他死于他的本命年；那天是他生日（后来他的母亲说，一九四六年阴历三月廿五日才是他真正的生日），他死于他的生日——该把这看成是偶然还是必然？
没有一份遗嘱，没有一句遗言，没有一个告别的手势，没有一个会意的表情，虽然已捱过了阴曹地府似的漫漫长夜，但他还不想远离年迈的母亲，远离幼小的儿子，远离在这个世界上让他以全部的善意爱着、恨着的一切，他还没有做好上路前的准备，还没拿定主意与上帝和解——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场。
他去世不久，我生过一场病，高烧时觉得自己在一个巨大的平面上被抛来抛去，无遮无拦、无依无靠。恍惚中，我梦到他死而复活，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死，他已经一百天没吃饭，他吵着要回家……我想，在最后的时刻他一定也是这样被抛来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