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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出的警告立即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英国，又传到美国驻英使馆。美国国
务院接到报告后，立即报告了杜鲁门和军方领导人，并转告麦克阿瑟。国务院负责
东亚和中国事务的负责人均认为，应当非常认真地对待周恩来的警告，美国有必要
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中国介入的危险。但是，美国决策者的看法却与之相反。美国国
务院的高级决策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是虚张声势，是苏联和中国为挽救北朝鲜
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艾奇逊认为，周恩来的谈话“不是一个官方政策
的声明”，中国政府随时可以对此加以否认，周恩来的谈话不应该用来动摇美国的
决心，“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会招致更大的危险”。如果中国人“打算参加扑克游
戏的话，他们就应该比现在亮出更多的牌”。中央情报局长比德尔·史密斯也认为：
“尽管周恩来发表了声明和中国的部队正在向满洲运动……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中国真的打算全面干涉朝鲜……从军事上看，干涉朝鲜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
……”美国军界认为，苏联或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要冒世界大战风险的，苏联尚
未做好为了朝鲜而冒险发动世界大战的准备，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
能力，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不会对朝鲜进行干涉。杜鲁门也怀疑潘尼迦的报告。
他认为，潘尼迦是个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的观察
家的话来对待，潘尼迦充其量只是共产党的一个传声筒。而且，联合国第二天就要
表决一项有关朝鲜问题的决议，中国很可能是想唬一唬联合国。但实际上，杜鲁门
很清楚，潘尼迪的报告之所以不可信，并不是因为潘不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家”，
在９月份，潘曾说中国不会干涉朝鲜事务，当时谁也没有说他的看法不公正。仅仅
一月之隔，潘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信誉变得如此之差，只是因为他发出的警告太
不合时宜了。“联合国军”眼看就要统一朝鲜了，在这个节骨眼怎能因为他的一个
警告半途而废呢？７个月后，艾奇逊在国会作证说，他和其他在华盛顿能够接触情
报的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更为可能的是不介入，而不
是介入”。因此，参联会命令麦克阿瑟继续执行９月２７日的训令。１０月五日，
南朝鲜军队首先跨过了三八线，１０月７日，美国军队也越过了三八线。１０月９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训令麦克阿瑟：“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
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行动。只要在你指挥
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指令还说，“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
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这样，麦
克阿瑟就指挥“联合国军”大胆北进，１０月２０日，“联合国军”占领平壤，２
４日，麦克阿瑟下令取消参联会只准使用南朝鲜军队进入北朝鲜北部边境地区的命
令，指示美军“一鼓作气地”打到鸭绿江边。
历史经常会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珍珠港事
件被认为美国历史上一场军事灾难，而美军在朝
鲜的失败则被美国新闻界誉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大
的败绩。那么，美军在朝鲜的失败与情报机构有
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美国情报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得到极度膨胀，战略情报局曾经是历史
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但是，由于美国情报机构内部的勾心斗角，战略情报局在
战后不久就被迫解散了。它的人马，部分复员了，部分并入了国务院情报研究司，
也还有一部分被中央情报组（后来是中央情报局）留用。战后初期，围绕情报机构
的作用，美国朝野掀起了一场争论，随后美国情报机构经历了一个调整。改组的过
程。这个过程与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情报界的情形颇为相似，在调整过程中，美国情
报机构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组织不健全，工作效率低，重视隐蔽行动，轻视情报
分析，等等。这些缺陷使得美国情报机构无法在重大问题上发挥咨询作用。
缺乏情报搜集手段是美国各情报机构当时面临的共同问题。冷战初期，美国情
报机构获取中国情报的主要来源是空中侦察、谍报和无线电侦察。其中，空中侦察
由于中国军队采取了有效的隐蔽措施，实际上收效甚微，加上“联合国军”的照相
侦察力量严重不足，远东军事情报处实际上把空中侦察力量集中在核实对鸭绿江桥
梁的轰炸效果上，对朝鲜北部的其他地域几乎没有进行过精细的照相侦察。而且，
情报的传递速度非常慢，从第８集团军提出侦察要求，到情报处收到照片，中间通
常要１０天时间，即使发现敌情，由于传递速度过慢，也已成隔日黄花。无线电侦
察由于美国的机密档案没有公开，我们所知甚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不
能过高估计无线电侦察在美国情报机构获取中国情报时的作用。因为正是在朝鲜战
争时期，杜鲁门下令对美国通信请报机构进行调查，并进行改组，美国国家安全局
是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４日才成立的。
人力情报方面，美国在南朝鲜组建的谍报网在朝鲜战争初期被破坏无遗，后来
远东军事情报处处长威洛比曾竭尽全力重新组建谍报网，但没有能完全恢复。威洛
比大多依靠中国国民党情报机构和香港提供中国方面的情报。但是，威洛比认为国
民党方面提供的情报带有很大的偏见，因而不予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国民
党方面提供的情报证明中国可能大规模出兵朝鲜。
另一个重要的、也是提供第一手情报佐证的人力情报来源是战俘。１０月２５
日，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发生了第一次交火，俘获了２名战俘。但是，美国第８
集团军对他们的口供却不重视。他们的一名发言人嘲笑说：“调查表明，报道的根
据是两个战俘口述的故事，他们各自讲了６个不同的故事，加起来说是１２个故事，
其结果就等于零。”不过，他承认，这个“零”颇有可能加上“中国共产党的一支
象征性部队，也许是一个团，就在北朝鲜的什么地方”。第８集团军把这些口供搜
集后上报东京，远东军事情报处和中央情报局东京站对此表示怀疑。东京站将它的
情报等级定为Ｆ６级，这是情报来源和情报内容所得到的最低评价。远东司令部则
认为，由于这份情报来自对战俘的审讯，因此它“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也不能被接
受”。所谓中国人“只是增加些满洲出生的朝鲜人，如同中国共产党部队中的两个
朝鲜人师，在中国内战后就转给了北朝鲜的红色政权”，“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他们认为普通的中国士兵是不可能了解高层的决策内幕的。第二天，美军又抓到了
更多的战俘，但威洛比在一份补充分析中还是认为，中国的干涉是“潜在的”，而
非“现实的”。１０月２９日，南朝鲜一个军团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垮，威洛比
还是认为：‘油于只抓住了几个俘虏，以及所发表的声明自相矛盾，因而此时此刻
还不能作出进一步的结论。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朝鲜进行公开干
预。”正是由于忽视了战俘的口供，远东军事情报处和麦克阿瑟将迫在眉睫的危险
忽略了，麦克阿瑟因而作出了向鸭绿江进军的决定，导致了美军的惨败。后来，马
歇尔在评述朝鲜战争时说：“（‘联合国军’）没有对这一类情报进行扎扎实实的
鉴别。没有积累、分析这类情报并从中推断出经验教训的机构……作为在正常的战
争情况下同敌军战斗部队保持最持久接触的主体，步兵是战斗情报的触角。”
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龙头和美国总统的主要情报顾问，中央情报局应该向决策者
提供真实的、可供决策者咨询的情报。但事实上，１９５０年时的中央情报局没有
能做到这一点。它首先缺乏情报搜集的手段，在掌握了一定的战争征兆后又对之进
行了错误的分析，终于使得失误不可避免。
中央情报局成立于１９４７年，但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成立的战略情
报局。战略情报局的成立打乱了美国情报界的既有秩序，因此遭到其他情报机构的
嫉恨。战略情报局与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及联邦调查局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战略情报
局在战后被解散，同它与其他情报机构的紧张关系不无关连。中央情报局继承了战
略情报局的传统，也继承了它与其他情报机构的紧张关系。军事情报机构与中央情
报局基本上不合作，麦克阿瑟在二战时期就拒绝战略情报局进入他的辖区，中央情
报局也不能进入远东地区，他不让中央情报局涉足日本和朝鲜。中央情报局在远东
没有一个立足点，远东司令部拒绝为中央情报局东京站提供办公场所，东京站的３
个人只得在一家旅馆的客房工作。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他自然也不相信。在威克
岛会谈时，他曾对杜鲁门说，他拥有一个情报系统，“它提供的报告与华盛顿的…
…部门所收到的情报颇为不同，而且……他相信他的情报，而不相信那些部门得到
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既缺乏情报搜集手段，也缺乏情报分析能力。战略情报局局长比尔
·多诺万是个搞隐蔽行动的专家，受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的影响，他对颠覆、破坏
和暗杀活动很感兴趣，对情报分析并不重视，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在战略情报局
的地位越来越低就是一个证明。根据１９４７年《国家安全法》，中央情报局的主
要职能是进行情报分析，产生国家情报，但实际上，中央情报局对情报分析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