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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运河，加妙地带的广阔空间也足以使以色列军队与埃及人周旋。而且，对埃及军
队来说，要克服运河和沙漠这两大障碍向以色列本土发动进攻，绝非易事。而由于
耶路撒冷全部被以色列占领，以色列不用再担心约旦把以色列拦腰切断了。如果说
真的存在什么“生存空间”的话，那么以色列的生存空间现在真是大大改善了。过
去，埃及空军从本土飞到以色列只需４分钟，现在，这段时间已经延长到１６分钟，
以色列有足够的时间来对付危机了。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有了很大改善。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的六年被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是以色列立国以来最好的
六年。这六年间，以色列经济繁荣，国内稳定，特别是外部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阿拉伯国家被打败了，以至于在与犹太人相处时失去了自信心。人们相信，事态正
处于良好的控制之中。尽管阿拉伯人不愿按照以色列的条件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以
色列人还是对“六天”战争后的现状感到满意。尽管以色列人从未忘记阿拉伯人消
灭以色列的梦想，但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阿拉伯人的这个梦想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无法变成现实。以色列立国以来就有的居安思危心理立即消失了，代之而起
的是狂妄。麻痹、轻敌。阿里尔·沙龙宣称：“以色列现在是一个超级大国，欧洲
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不如我们。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征服从喀土穆到巴格达和
阿尔及利亚这一广袤的地区。”沙龙此言典型地暴露出以色列政界、军界特别是军
事情报部门在“六天”战争后的狂妄心态。对阿拉伯人的和平倡议，他们轻率地拒
绝了。阿拉伯人要和平可以，但要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撤军，没门儿！在以色列看
来，战败者是没有资格讨价还价的。阿拉伯人除了按以色列的条件在协议上签字外，
没有其他选择。他们没有想到，阿拉伯人也是一个不肯服输的民族，以色列在战场
上让阿拉伯人蒙受耻辱，又拒绝了阿拉伯人的和平倡议，只会把阿拉伯人，也把以
色列自己绑上战车。此外，这种狂妄态度势必影响到他们对形势的客观分析。阿穆
思前任部长亚里夫对此曾有一个精辟的论述。他说：“妄自尊大和自我陶醉的情绪
使我们对中东地区将来的发展和变化的分析产生了混乱。”
以色列人尤其对“六天”战争后出现的安全边界感到满意。以色列认为，由于
以色列的领土大大扩张，使得阿拉伯人发动战争的困难大大增加。以色列的新边界
事实上起着一种威慑作用。１９７３年３月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访问华盛顿，在与
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时，梅厄宣称：“我们的日子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她说，
以色列在军事上坚不可摧，阿拉伯人没有军事选择。以色列军方认为，苏伊士运河
以及沿运河东岸构筑的巴列夫防线将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前总参谋长巴列夫
认为，西奈的常备军就足以阻止埃及的大规模进攻。３００辆以色列坦克就可以对
付埃及１５００辆坦克。达标曾说，面对巴列夫防线，任何埃及军队渡河攻击，都
将在２４小时内被消灭。他甚至夸口说，即使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它也能很快扭
转局势。战争爆发前不久，沙龙就在苏伊士运河前对美国记者说：“苏伊士运河也
许不是一条和平的防线，但在这条防线上可以避免战争。任何国家走向战争的唯一
理由就是受到了攻击或者认为自己能够获胜。但是，在这条防线上，埃及没有取胜
的机会。”在赎罪日战争前，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战争征兆，但以色列仍然沉醉在军
事优势的美梦里。在１０月５日的内阁会议上，泽拉还坚持认为，埃军大规模渡河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达扬则拼命反对埃拉扎尔全面动员的要求。
安全环境的改变导致了以色列安全战略的根本改变。过去，由于以色列缺乏周
旋余地，以色列军界总是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以色列决不能让阿拉伯人取得主动
权，而且一旦战争爆发，以色列必须在敌方领土上展开兵力，否则对以色列就是灾
难。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是这种战略的典型体现。可是，在这场战争以后，由于安全
环境的改善，以色列的战略也随之改为遏制战略。意思是，以色列现在已经有了足
够的战略纵深，完全可以不承担战争发起者的罪名，而让阿拉伯人打第一枪，然后，
以色列发起反击，结束战争。遏制战略成了赎罪日战争之前的主流思想。
阿拉伯民族是吃软不吃硬的民族，对此，以色列人也是心知肚明。为了奉行遏
制战略，让埃及人知难而退，以色列决定沿运河东岸修建一条防线，在埃及和西奈
半岛之间架起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就是耗费巨资的巴列夫防线。以色列指望，
这条防线能挫败埃及的战争图谋，为以色列赢得宝贵的机动时间。
与此相联系的是以色列过低估计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尤其是过低估计了
阿拉伯国家的防空实力。军事情报部确认，在经历了“六天”战争的惨败后，阿拉
伯国家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实力再同以色列打一场战争。以色列现在是高枕无忧。
应该说，从纯军事角度考虑，以色列在军事上确实占有较大优势，尤其在空军
实力上。消耗战后，美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以色列军队对自己的装
备感到前所未有的满意。不仅是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也认识到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
的重要性。
１９７２年６月６日，埃及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赎罪
日战争时任国防部长）在一份情报估计中称，由于以色列的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十
分明显，埃及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突然袭击。萨达特和国防部长萨迪克也同意上述意
见。除非埃及拥有一支能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袭击的空军，否则埃及不应对以色列
开战，埃及已经经受不起一场军事灾难了。但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埃及又必须
进行这场战争，因此，埃及必须寻求抵消以色列空中优势的途径。萨达特坚持要打
一场有限战争，而国防部长萨迪克恰好和他唱反调。他的主张是，要么等到埃及彻
底武装起来，向以色列发动进攻，收复所有的失地，要么就继续忍受下去。由于埃
及全面武装超过以色列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萨迪克实际上不主张与以色列开战。这
就不能为萨达特容忍。到１９７２年底，萨迪克在战争准备问题上还是裹足不前，
萨达特毫不犹豫地撤掉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转而以伊斯梅尔·阿里取而代之。埃
军总参谋长沙兹利认为，不管埃及如何努力，埃及和以色列在空军方面的差距不是
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即使苏联向埃及提供它最先进的飞机，考虑到美国对以色列
的援助，埃及空军仍然不是以军的对手，更何况苏联并不想向埃及提供此类飞机。
埃及意识到它从以色列手中夺取空中优势的可能性几乎接近于零。但是，沙兹利此
言并不表明他反对开战，恰恰相反，他在寻求抵消以色列空中优势的方法。
沙兹利找到了，“六天”战争后苏联的军事学说就特别强调防空火炮和导弹对
制空权的影响，沙兹利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抵消以色列空中优势的方法。因此，
苏联新式的萨姆导弹列入了埃及的军火引进清单。以色列对此却毫不知情，依然沉
浸在空中优势的幻想中，无怪乎以色列前空军司令霍德到１０月６日上午１０时还
不相信战争即将爆发，说：“埃及还没有空军呢！”
由于以色列低估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在分析阿拉伯国家的意图时，也就
不可避免地发生误差。以色列接受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
达到政治目的。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的胜利也证实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但是，
阿拉伯人并不这么看，经历了三次军事失败的埃及决策者更不如此看。他们认为，
军事行动应当从属于政治，即使无法保证取得军事胜利，只要政治目标得到实现，
民族尊严得到恢复，政权得以巩固，即使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没有胜利的希望，进
行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对于赎罪日战争前的埃及来说，情况正是如此。由于多次
战败，埃及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不战术和的局面给埃及的国民
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人民对此不满，萨达特的政权不稳。他必须打破僵局，打破
僵局的办法，就是与以色列重开战端。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人们将会说我已
履行了职责。在渡河期间，如果我们失败了，这是我们的命运。但是人民不能责备
我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已经保卫了埃及的尊严，即使在渡河期间，我们损
失两万人也在所不惜。”对萨达特来说，他的目标不是消灭以色列，而是同以色列
打一仗，以恢复埃及人的自信心。根据埃及当时的实力，要实现这个目标是有能力
的。而以色列却没有意识到埃及对以色列政策的转变，仍然以过去的经验看待埃以
矛盾，出现估计失误也就不可避免。
僵化的理论，墨守成规的思维方法，使以色列
情报部门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无动于衷，对即将到
来的危机视而不见。
对边界地带出现的异常军事形势，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是不是都视而不见？肯定
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者，但是，只要你面对现实，及时发现问题的可能
性还是存在的。实际上，战争爆发之前，达扬、埃拉扎尔和霍菲都对边境地区的形
势表示过担心，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他们谁也没有采取行动，来避免这场危机。
能够采取行动的人对即将来临的风暴无动于衷，处于战争前沿、从蛛丝马迹中
察觉到情况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