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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摩萨德的值日官打电话给泽拉的副手。这位副手竟怒气冲冲地说，如果他胆敢
再次在这种时间告诉他如此荒唐的事情，就一定不让他在以色列政府机关于下去。
阿穆恩在以色列情报界的跋扈一至于斯，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
像泽拉那样，在以色列军界飞扬跋扈的还有达扬。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使
达扬的声望空前地提高了。正是达扬给了以色列人前所未有的信心，并且在短短的
六天内创造了军事奇迹。过去，以色列国父本一古里安被人们看作以色列胜利和生
存的象征，可现在达扬取代了他的位置。在国际上，达扬的声望也达到一个前所未
有的高点。美国陆军中将路易斯·沃特称达扬是一名杰出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并说
“我不希望与他处于对立面”。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安全全部寄托在达扬一人身上，
他说话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当他反对总动员时，梅厄夫人就只好动员１０万人，
而埃拉扎尔则什么事也干不成。事后，梅厄在以色列的电视节目里抱怨说：“如果
有某位有权建议动员的人来到时，我立刻就会同意。”梅厄此言，当然是在为自己
开脱责任，但你只要想一想，一个从来没有摸过枪杆子的老太太，面对一个有几十
年戎马生涯而对全面动员恰恰又持反对意见的国防部长，她能干什么呢？她能力排
众议，让国防部长当众难堪，宣布进行总动员？很难设想。达扬把一个难以处理的
球传递给了梅厄，让老太太去伤脑筋，结果当然没有出乎他意料之外。
可是这位以色列的战争之神却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只看到了以色列的力
量，而没有看到潜在的危险。他只了解自己的军队，却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对手。他
怎么也弄不明白，阿拉伯国家的失败一次比一次惨，却怎么也不肯坐下来与以色列
谈判，接受以色列的和平条件。他不止一次地夸口：“以色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１９７１年３月，在魏茨曼学院的演说中，他又说：“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
上，我们的处境都不可能比现在更好，如果战争重新开始，只会证明我们比以前更
强大了。”１９７２年４月，他又说：“有一系列的有利条件保佑着以色列，这是
我们的人民在过去从未目睹过的。第一个因素是以色列国防军，我们的军队优于敌
人，它为我们和我们的邻国带来了和平的希望；第二个因素是以色列政府拥有对从
约旦到苏伊土运河的管辖权。”达扬自信的话语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感染了
以色列人民。在他的影响下，没有人相信以色列有什么麻烦。除非埃及领导人疯了，
他才会下令跨过苏伊士运河。
事实戳破了达扬为自己营造的肥皂泡。战争爆发了，但埃及领导人没有发疯，
真正发疯了的是以色列领导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风暴熟视无睹，结果让以色列遭
到了惨重的损失。战争没有结束，就有人要求达扬辞职。有的人指着达扬说：“你
在今后一生中应当做花园工人，给阵亡战士坟墓上的鲜花浇水。”一份有６０人签
名的声明在报上发表，直言不讳地要求达扬辞职，为战争的失败负直接责任。阵亡
将士的家属甚至指着达扬喊“杀人犯”！
应该说达标和泽拉都是非常优秀的军人。俄后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认为，泽拉是
“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他给上。下级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并且深受政府的
尊敬”。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好的情报军官，充当情报部长更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然而，以色列政府选择了他，从而为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的灾难性的后果埋下了伏笔。
一名优秀的情报部长，应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尤其应该具有广阔的胸怀，
能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修正自己的观点，并适时地下达情报指令。他应该在上、下
级之间充当中介，使上情下达，使下级正确理解上级的意图。然而泽拉没有做到这
一点。他不仅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觉，而且还竭力影响军政决策人员的独立判断。
他相信他能使以色列政治机关的所有人都信服他。他不以为自己是一个参谋，而把
自己当成“以色列所有情报事务的唯一决策者”。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以色列情
报部门总共收到４００份情报，说明战争即将爆发，但是这些电报因为同泽拉的概
念相矛盾，被他全部扣留，结果，总参谋长埃拉扎尔没能看到这些情报。战后，他
对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说，如果他知道这么多情报，他肯定会改变看法。泽拉在错误
面前，还为自己辩解：“我在以色列军队服务的年月里，大部分时间是当指挥官而
不是参谋官，因此我的性格……没有给我养成向上请示、求教的习惯，凡属我职权
范围的事，我一般不推给上司处理。”正是这种自负的性格使他在危机迫在眉睫时
仍固执己见，终于给国家酿成巨大灾难。
这一点，泽拉与他的前任亚利夫形成鲜明的对照。亚利夫为人谨小慎微，他深
知情报无小事，一不小心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尤其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处于四面包
围之中的小国。他在任时，每当埃及进行军事演习，他总是特别关注。因为他知道，
演习和战争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别，进行演习本身就反映了决策者的意图。只要时机
成熟，条件具备，一场演习随时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因如此，埃及对
亚利夫十分顾忌。当亚利夫在１９７２年退休后，阿拉伯国家总算如释重负。当亚
利夫得知接替自己的将是泽拉时，他说：“现在我们是在向灾难进发了，因为以色
列的军队系统由三个不懂害怕为何意的人来掌管了。”这三个被称为以色列“英雄
统治集团”的人正是国防部长达扬、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军事情报部长泽拉。亚利
夫不幸而言中了。
大失误——20世纪重大情报战之谜
第九章 谁丢失了伊朗
——巴列维王朝的垮台（ １９７９年元月）
沙利文大使警告华盛顿，不妨“想一想不可想
象的事情”，王中王巴列维流亡海外，“世界上一个
多事地区中的一个稳定的小岛”不再稳定。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日下午 ６时，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走进情况室，特别协调委员会紧急会议开始了。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讨论
伊朗的局势。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在１０月对日和门月１日接连发来两封
电报，报告伊朗局势大乱，反对派得寸进尺，国王除了进行军事管制外，别无良策。
他要求华盛顿在４８小时内作出答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策是什么？他应该
如何应付伊朗的形势？他说，国王在采取行动之前，一定会征求老朋友的意见。作
为美国驻伊朗大使，他应该预先准备，免得到时候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
政府决定召开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而召集人就是市热津斯基。
当天早些时候，布热津斯基已经向卡特介绍了情况。他的看法是，据沙利文看
来，巴列维已经失去斗志，而美国还在逼他实行自由化。除非国王作出建设性的让
步，同时又采取坚决的措施，否则他就要完蛋。卡特也同意布热津斯基的意见，认
为国王已经不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物起作用了，他对自己感到失望，也失去
信心。卡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们鼓励他坚持下去，他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
支持。”在会见利萨王储的时候，卡特说：“我们同伊朗的友谊和联盟，是我国整
个外交政策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谈到伊朗的人权问题时，卡特说，“我
们感谢他在民主方面采取的步骤”，“我们知道，有些不希望民主原则的人反对这
些措施。但是，我认为，他的进步的政府，对整个西方世界是非常有价值的。”
参加会议的有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参谋长联
席会议的戴维·琼斯、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特·特纳，此外还有国家安全委员
会的两名工作人员戴维·艾伦和加里·西克，其中西克负责伊朗事务。会议一开始，
布热津斯基传达了沙利文的来电，说初步迹象表明国王正在考虑逊位。布热津斯基
说，他已经和卡特。国务卿万斯和沙利文以及伊朗驻美国大使扎希迪讨论过这一问
题。扎希迪认为，沙利文对国王的支持是模棱两可的。他建议尽快以总统的名义向
沙利文大使发电，美国将无保留地支持国王。他想在政府形式上作什么决定，美国
不会越祖代苞，但是，美国认为形势要求国王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恢复秩序，树立
权威。布热津斯基还说，过去，美国在自由化问题上把国王逼得太紧了，为了满足
美国的期望，国王已经走得过远了。如果他不能很快恢复统治能力，他的军队将会
瓦解。市热津斯基特别指出，成立联合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各派之间会勾
心斗角，不可能搞到一起。言下之意是，国王再进行让步，不会解决问题，军事管
制是唯一出路。
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在协调委员会引起争论。克里斯托弗代表国务院提出了异议，
说扎希迪善于给人一种印象，即美国不支持国王。他的话可能言过其实，根据他的
话作出的反应也许过度了。最好的方法是建立联合政府。事实上，国务院已经为会
议准备过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国务院建议国王继续作出一系列让步，安抚反
对派。克里斯托弗的意见遭到了艾伦的反对。如果美国这样做，国王也许会认为，
美国更关心伊朗的自由化，而对他本人的领导地位漠不关心。布朗也说，建立军政
府也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它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进行军事镇压，另一方面，
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