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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专行，甩开国务院放手大干一番。不料克里斯托弗还是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国王
继续实行自由化。布热津斯基对此当然恼怒。可恨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竟然
也随声附和，这就让市热津斯基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了。中央情报局德黑
兰情报站工作不力，应该受到申斥。沙利文执行的是国务院的指示，他的话也不能
相信。要了解真实情况，唯有向德黑兰派出自己的特工人员。１１月９日，布热津
斯基向德黑兰派去了一位秘使，这是一位美国大公司的老板，但以前是中央情报局
德黑兰情报站的站长，熟悉伊朗情况，与国王有私交。布热津斯基让他在伊朗利用
各种关条，向美国决策者提供情况。紧接着，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也来了，中
央情报局第三号人物鲍勃·鲍伊也来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特也来了。
他们带着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向国王表示美国的支持。对这种做法，沙利文表示不
满，特地发报向布热津斯基表示抗议。布热津斯基可不会在乎一个大使的意见。根
据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卡特总统向布热津斯基、特纳和万斯写了一个便条，对情报
工作进行了申斥，以表达总统自己的不满。布热津斯基担心只申斥特纳会引起其他
人的反感，干脆建议总统把自己一块骂了。结果，１１月１１日，万斯等人便收到
了卡特的便条：“致赛伊、兹比格、斯坦——我们政治情报工作的质量不能使我满
意。估计一下我们的实力并尽快向我报告我们在世界最重要地区的活动能力。为了
改进你们向我提供情报和建议的能力，应当做些什么，请提出联合建议。”
美国的情报工作当然应该改进。伊朗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它是美国的一
个重要的盟国，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即将垮台，而情报机构竟然茫然不知，这样的
机构不挨批评，那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美国情报界有大量的人员在伊朗活动，
中央情报局德黑兰情报站竟然有５０人，超过一个小国家的使馆总人员。应该说，
力量是够强大的，但在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德黑兰情报站竟然没有发回一份
像样的、涉及伊朗问题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感到很尴尬。在他的心目中，
伊朗从来就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目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最不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出
了盆子。国家安全局在伊朗也有电子侦听站，而混杂在会委众生中的普通情报人员，
那就更加难以计数了。此外，国防情报局与伊朗军事情报部门、中央情报局与伊朗
国家安全情报署（萨瓦克）也有直接的情报联系。按理说，美国在伊朗的耳目不可
谓不多，可怎么就没有在暴风雨前夕觉察到大气的变化呢？
情报界土气低落，这是卡特时期美国情报界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中央情报局
此前大肆从事非法的隐蔽行动，目标从推翻外国的合法政府、暗杀主权国家的领导
人，到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支持，最后竟然发展到在美国本上从事间谍活动，充当美
国国内斗争的工具。这些丑闻揭露后，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早在福特政府时期，
美国国会就加强了对情报界的控制，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的非法活动
进行了调查。情报监督成了１９７６年美国大选的一个主题词。在大选中，卡特抓
住中央情报局大做文章，攻击中央情报局是“离群之象”，表示一旦当选，将加强
情报立法，加强对中央情报局的监督。后来，卡特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新任中
央情报局长特纳对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机构进行了清查，削减了情报经费，裁减
了情报人员，特纳的作法被请报界戏称为“万圣节大屠杀”，他在中央情报局遭到
了强有力的反对。特纳的想法常常遭到中央情报局的抵制，对他提出的情报指令，
中央情报局往往以各种借口进行搪塞。中央情报局的职业情报官员对卡特和特纳都
失去了信心。１９８０年大选时，特纳曾在私下里进行了一个测验，他的１４名高
级助手中，有１２名希望里根上台执政。卡特怎么可能指望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向他
提供出色的情报保障呢？里根上台后，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威廉·凯西发现，中央
情报局特别缺乏自信心，很多情报人员的自我价值感越来越淡漠，因此，他一上台
就提出要进行补救，而开出的药方就是信心、信任和荣誉。
一支缺乏土气、缺乏自信和荣誉的情报队伍是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的。特
纳的中央情报局就是这种局面。情报人员每天面对大量的情报资料，大量的时间消
耗在处理既有的情报资料上，完成每天必须完成的《国家情报日报》或《总统每日
情报简报》。至于说情报预测，对情报的综合研究，几乎没有人进行研究，也没有
要求他们去干。情报界的首脑似乎满足于应付平时的日常事务，只要不出大的漏子，
就谢天谢地了。情报人员完全埋没于事务性的工作，成了产生情报的机器。而这些
情报除了一些大家已经知、道的内容外，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中央情报局伊朗
问题专家欧内斯特·奥尼说，他有几份情报曾经得到过上层人物的好评，但从未有
人对他的工作进行质疑。为了产生情报，他不必每天坐在写字台前冥思苦想，甚至
根本不需要进行什么思考，只要把下面报来的情报资料整理成文就行了。情报工作，
一项需要进行分析、综合、预测的高层次的脑力劳动，成了可以产生相同产品的情
报生产线。
美国在伊朗的情报人员确实不少，但实际上他们搜集的情报与伊朗有关的很少。
中央情报局在伊朗是为了从事反恐怖主义活动，国防情报局在伊朗活动是为了向伊
朗出售军火。大使馆军事组着力研究的也是如何为美国的军事工业找到顾客。国家
安全局在伊朗是为了监听苏联的电讯，对伊朗国内的情报，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国
家安全局曾提出在大使馆安装一个最先进的电子潜听哨，其１／３的作用范围是伊
朗政府，但沙利文却拒绝了。理由是，他经常与国王接触，如果有什么问题，国王
会征询他的意见，而且，“萨瓦克就是我们的手掌”，没有必要再花力气搜集伊朗
方面的情报。中央情报局没有在国王身边安插情报人员，连国王的身体状况美国人
员也不清楚。中央情报局虽然与萨瓦克有情报联系，但一个秘密警察是不会告诉对
方本国的政府出现了麻烦。而且，萨瓦克擅长的是血腥的镇压，真正的情报工作，
他们并不在行。霍梅尼的录音带可以从海关大量流进伊朗就是一个明证。此外，中
央情报局在伊朗的“主营业务”也不是搜集情报，而是从事反恐怖主义活动。中东
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而美国又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目标，中央情报局不得不
把重点放在反恐怖主义上面，至于说情报搜集，一个时间内是不可能提上日程的。
除非发生突发事件，中央情报局不可能进行大量的情报研究。这就是特纳面对卡特
的质询一脸茫然的原因。国防情报局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国防情报局没有几个情报
人员负责伊朗国内的情报分析。
这样，国务院及其大使馆就成了搜集伊朗情报的主要来源。我们已经提到，大
使馆在事发之前已经向华盛顿发过警告，但都没有得到重视。这样，美国再经历一
次“情报失误”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谁丢失了伊朗？”是白宫，还是兰利，抑或是
沙利文？答曰：皆有份。
１１月２日，沙利文的电报传到白宫，布热津斯基在每天早上的情况汇报中向
总统提到了这一点，卡特震惊了。在他的心目中，伊朗一直是一块平静的土地，巴
列维国王正有效地控制着整个国家，怎么一下子会出现如此严峻的局面？他立即责
问他的主要助手，包括总统首要情报顾问。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务卿万斯。不料，这几个美国政府中最神通的
人物，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们只得纷纷向自己的下属查问。没多久，国会也开始
过问此事：国会每年拨款几十亿，用于情报事业，可是你们竟然连这么大的事情都
不能事先通报一声，你们的情报经费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情报失误一词开始在华
盛顿流行。几乎整个华盛顿都在追问：谁应该对此事负责？
中央情报局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其他情报机构也不比中央情报局好多少。国家
安全局在伊朗有几个庞大的侦听站，但侦听站的目标是苏联的电讯，与伊朗无关，
它无法提供伊朗的情报，国防情报局也是如此。在美国庞大的情报系统中，看起来
只有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情报稍好一些。他们早在１９７８年１月就发回了第一
份警告性的电报，可惜这份电报没有引起华盛顿的重视。此后，他们又断断续续地
发回了一些有关伊朗的情报，但其命运不佳，没有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只是到１１
月２日，沙利文大使的电报才引起了布热津斯基的重视，因而导致了３日特别协调
委员会会议的召开。沙利文大使看来是最有理由逃避责难的一个人，但事实上，沙
利文又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个人物。他的任期没有结束，卡特已经免去了他的大
使职务，而布热津斯基对沙利文也相当不满。在伊朗事件发生之前，布热津斯基和
沙利文已经有过几次交锋，这以后，两人更是相互攻汗。沙利文说华盛顿不听他的
意见，没有及时调整美国的对伊政策，在霍梅尼神权革命成功后，没有与新政权及
时接触，从而失去了与新政权改善关系的良机，最终导致人质事件的发生。而布热
津斯基则指责沙利文不听政令，自行其是。两人争论的焦点在于：沙利文到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