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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发出十分清晰的“信号”：德国不会入侵苏联。这些由德国情报机构精心散布
的假“信号”的力度远远超出了那些含糊的噪音。惠利因而认为，罗伯塔·沃尔斯
塔特的“噪音”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有关突然袭击的所有案例，至少对“巴巴罗萨”
行动来说是如此。
惠利的研究结论拓宽了判断失误研究者的视野。应该说，被罗伯塔·沃尔斯塔
特选为研究对象的珍珠港事件，虽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由于日本的战略欺骗水
平较低，她在研究时几乎完全忽略了日本战略欺骗对美国情报界的影响，得出的结
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也就不足为怪了。相对于珍珠港事件，惠利选择的“巴巴罗萨”
行动更具有典型性，因此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罗伯塔·沃尔斯塔特的结论进行修正。
惠利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此后，战略欺骗被当作引起判断失误的主要因素，
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也要超过一般的“噪音”。经过修正的“噪音”理论被学术界
普遍接受。
１９７７年，《国际研究季刊》第对卷集中推出一批有关判断失误的文章，其
中由迈克尔·汉德尔撰写的《赎罪日战争和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引人注目。汉德尔
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大大发挥了“噪音”理论。他提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情
报分析人员面临三重“噪音”障碍，其一是由敌人引起的“噪音”障碍。在很多情
况下，敌人的目标和意图并不明确，同时存在很多目标。如珍珠港事件，一直到１
９４１年９月，日本还未确定是南进还是北进。在赎罪日战争前，叙利亚和埃及在
确定进攻时间方面也有分歧。这些都为情报人员分析敌人的意图造成困难。影响情
报分析的第二重“噪音”障碍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过于紧张会分散情报人员的注
意力，如珍珠港事件前，欧洲战场的形势分散了美国情报人员对日本的注意力。朝
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情报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和伊朗。在美国情报界开列的“危
险地区”名单中，朝鲜列在第十名之后。美国根本没有想到在朝鲜这个小岛会发生
一场战争。
但是，国际形势过于缓和又会掩盖敌对双方的紧张状态，钝化情报人员的嗅觉。
如赎罪日战争前，美苏之间出现缓和，国际社会也在阿以之间进行调停。这种缓和
局面使以色列情报界和决策层错误地认为，为了维持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局面，
苏联会阻止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 因此， 无论国际环境如何都会分散情报人员对
“信号”的注意力。
情报人员面临的第三重“噪音”障碍是自我产生的“噪音”，这主要是由情报
人员的先入为主引起的。 汉德尔认为， 情报人员应该意识到，要区分“噪音”和
“信号”十分困难。在情报分析人员眼中，所有的材料都是“噪音”而不是“信号”
，因此，对各种情报资料，不管其有无根据，都必须一视同仁。路德瓦克和霍罗维
茨也认为，如果不是从事后看，“信号”与“噪音”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区别。
所谓能避免判断失误的说法，都是一些事后诸葛亮。
大体而言，处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人又有
一种固有的倾向：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别人的行为取向。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
法常常使情报分析人员一错再错。克劳斯·诺尔认为，突然袭击可以分成技术上的
突然袭击和行为上的突然袭击两类，前者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进攻方的行动与被进攻
方的预期目标相冲突，而是因为进攻方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行为，而后者的发生是
因为进攻方的行动与被进攻方的预期不相吻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诺尔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从正常的思维角度来看进攻方的行为不符合理性，而这种高度非理性
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决策者和情报人员认为，由于日本和
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于日本而言无异于自寻死路，美
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必将遏制日本决策者的开战决心，战争不会轻易爆发，即使
发生战争，炸弹也不会扔到美国人的头上。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忽视
了日本和美国的文化背景差异。美国人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认为战争是政治的
继续，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战争只是解决矛盾的手段之一。但在日本看
来，由于美国的经济封锁，日本的统治体制有崩溃之虞，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挽救
摇摇欲坠的统治体制，日本决策者不惜一战，哪怕战败也在所不惜。因此，制约日
本发动战争的经济封锁成了日本决策者决定蜒而走险的催化剂。赎罪日战争的情况
同样如此。以色列人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相信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
如果以色列不能在战争中取胜，那它就会灭亡。它相信，其他国家所面临的情况同
样如此。它认为，埃及和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萨
达特贸然开战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想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面
临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已经失败了三次，多败一次又
何妨！ 再说， 萨达特的战争目的并不是为了收复失地或消灭以色列，只要能打破
“不战不和”的局面，让以色列和美苏等国认识到埃及的存在，同意由埃以双方坐
下来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进而恢复埃及国民的自信心，这就足够了。他并不需要取
得彻底的军事胜利，只要能渡过苏伊士运河，在运河东岸站稳脚跟，他就达到目的。
在这里，军事失败被转化为政治胜利，而这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以色列人无论如
何也无法想象的。
在进行情报分析时，这种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估计对手的行为准则而造成的失
误几乎很难避免。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分析时，通常都假设别人会按照正常的思维
方式考虑问题。实际上，由于各民族的价值观不同，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考
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它们作出的选择可能会完全不同。研究者们认为这种由于文
化背景差异而引起的文化“噪音”是引起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尽量避免推己及人，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当是避免判断失误的一个有效方法。
先入之见，先入为主，困扰着情报分析人员。
如何避免先入为主，各位分析家各有高论，但实际
上收效甚微。
艾维·什赖姆认为，判断失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突然性
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人性的心理现象。任何现象都不会自己说话，它们必须由人来
解释。在解释过程中，解释者的信仰、印象、偏见以及乐观、悲观、是否自信等因
素都会对他产生影响。情报分析人员在进行分析前，一般会根据国际、国内环境以
及自身对事物的了解提出一个假设，然后以此来取舍情报资料。这就是所谓先入之
见。这种先入之见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是必要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没有先入之
见，情报分析人员处于一大堆情报资料中将无所适从，情报分析也就无从谈起。但
是，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先人之见很容易变成一种思维定势，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
分析时，把各种情报资料塞进这个框框，并以之为判断情报资料真伪的标准。这样，
他们就成了自己教条的奴隶。这就是所谓无人为主。在引起判断失误的各种原因中，
由于情报人员的先入为主而导致的失误频率很高。这样，情报人员就处于一种十分
尴尬的境地：没有假设，情报分析难以进行；进行了假设，又很容易受假设左右。
而且，越是为以往的经验证明是成功的假设，越是会成为情报分析人员的桎梏，也
越是危险。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一直认为，日本如欲发动太平洋战争，
一定不会首先进攻美国，相比较而言，英国、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更容易遭到进攻。
美国情报人员认为，日本的战争准备首先是针对英国和荷兰的，美国不会遭到进攻。
据此假设他们排斥了与之相矛盾的情报资料。当美日关系持续紧张，日美战争不可
避免时，美国情报人员又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日本要发动对美战争，那么最可能
遭到进攻的将是菲律宾。泰国或关岛，而不是珍珠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美
国通过“魔术”得知日本将在下午１点断绝美日关系，马歇尔决定将此情报通知美
国的海外基地。陆军作战部长杰罗竟然冲着通讯官员大叫，说如果发电顺序有先后
的话，那么第一份电报应该首先发给菲律宾，而不是珍珠港。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
假设，使得美国情报人员虽然面对大量的“魔术”情报，却无法从中觉察出口军的
进攻方向。
在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情报界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苏
联从来没有在其他国家部署过中程导弹，即使在华约国家也没有部署过，它怎么可
能在古巴部署这种导弹呢？更何况，美国和苏联都认为卡斯特罗是一个靠不住的领
导人，赫鲁晓夫怎么可能把这种能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卡斯特罗呢？因此，尽管基
廷一再声称他从可靠的情报来源得知，苏联正在古巴部署远中程导弹，但是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还是受命辟谣：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古巴政府会同苏联
政府联合起来安装大规模的进攻性设施，并称“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但１０月
１５日，照相侦察即显示在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已经建有弹道导弹发射场，危机
发生了。
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的先入为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成
了先人为主的一个典型。以色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