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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打了一声招呼，就直接从安全通道秘密回去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这场混乱足足持续了近半个小时，才在陆续赶到的警察和武警的极力维持下得以控制住了。让人稍感欣慰的是，音乐会的现场虽然很混乱，所幸除了几个激动过度晕倒的歌迷外，没有造成什么人员受伤。
而这场音乐会本来计划是在晚上十点多点就结束的，谁知道陈锋这一表演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生生将音乐会推迟了半个小时，这场音乐会才得以继续。要知道，这可是面对全世界的现场直播，混乱情况出现后，主办方连忙启动了应急方案，在这半个小时中，舞台上的中央交响乐团继续演奏一些著名歌剧的选段，而三大男高音自然是推迟上台了。
好在，这场音乐会也就最后一个表演节目了。在现场秩序得以稳定后，音乐会的这最后一曲歌剧《茶花女》中的“饮酒歌”，3位阿尔弗莱德自然得配上3位薇奥列塔，将荣幸地与“三高”合作的是3位中国女高音歌唱家。
本来这六人中西合璧的演唱，可以说是这场音乐会的最高氵朝，但是经过这压轴曲目之前的陈锋一《nuovo giorno》，持续了半个小时的混乱，这最后的《饮酒歌》大家听起来却是都有些索然无味了。等到六人演唱节目，得到的只是寥寥的掌声，欢呼声更是没有，这不禁让这世界三大男高音心中很是郁闷，更是让国内的三位女高音，郁闷得要吐血，这样的机会对她们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一辈子想来也就一次机会了，却没想到会得来这样的结果。这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功底只是不用说的，而现在现场观众如此反应，岂不是说她们三人唱得不行，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吗？
说起来，整场演出中国观众能听得懂的没有几句，可是仍有这么多观众愿意花上百甚至上千美元买票进场，这实在令人好奇。一位两个月前就攒钱买票的大学生说：“我听的是旋律，以及三高释放在旋律中的那种漏*点。”这个回答使人不仅想到，从肃穆的紫禁城与西方歌剧的完美结合，到演出时观众的服饰和颇具欣赏水准的掌声，注定这场音乐会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和以往那些巴不得大家一起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的流行演唱会有着天壤之别。
压轴的歌曲结束后，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便落下了帷幕，但是它的回响却是很大的。无论是有幸跻身于现场与几万名观众一起仰视“三高”风采，出得起“创下世界之最”票价的主儿，还是“不幸”只能坐在电视机前过一把“三高干瘾”的百姓们，同样都在这夏天爆热的空气中欣赏到了一阵又一阵令空气撕裂的声音。
看完整场的“三高”演唱会后，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这场演唱会让百姓所感受到的并不是艺术的魅力，而是金钱的冷酷，特别是当把金钱与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艺术成为某些人剥削许多人的工具的时候，那“艺术”格外显得“冷血、阴毒”得让人不寒而栗。
现在很少有人再提起“剥削”这个词了，因为这个词让人联想到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可是，在一个经济不达的国家里，在一个许多人还正在为温饱而努力，在一个正在奔小康的展中国家里，却爆出了“世界吉尼斯大全”的“世界之最”票价记录。这还能说是“艺术”吗？
我们不反对任何把“艺术”当成商业活动来炒作的“艺术表现方式”，可是如果一种艺术的诞生或存在只是为了纯粹地将百姓大众口袋里的钱搜刮到少数主办者、少数艺人的口袋中去，那么这样的“艺术”于这个社会、国家、民族到底有多少益处呢？
在一个商业时代，要求某一场商业演出具有赈灾、救助希望小学这样的功能是不可能的事。但，这不能成为用艺术来使“贫穷者更为贫穷，富人更加富有”的理由。
很显然，“三高”演唱会的票价就是一次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金钱游戏。我们无法知道这场演唱会的具体票款收入是多少？其中又有多少落入了“私人”、“某些人”的口袋，但我们却准确无误地知道，在时下至少有几万名热爱艺术、渴望成为艺术家的少年因为没钱走不进艺术的殿堂，因为没钱而无法进行深造和学习。
虽然三位男高音都已是五六十岁的年纪，部分曲目也未能完全唱出原调，但是今天三位男高音的演绎依旧比较圆满，这与他们的嗓音和身体的条件以及丰富的舞台经验都是分不开的。
帕瓦罗蒂等三位男高音的演绎无疑将大大促进中国艺术家与国际顶尖级艺术大师的交流，达到借“世界三高”推出“中国三高”的目的。同时这场音乐会也通过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这对在中国普及高雅艺术产生了积极作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叶小纲认为，今天三高音乐会对中国音乐界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三位男高音的演唱水准和现场挥都很出色，他们艺术生命力之长让人感叹。当然“三高”在包装上操作得也很好，他们有着完善的经纪人制度，使他们的基本权益得到保障同时，艺术水准也得到了保障。
三大男高音虽然都曾先后在北京举办过个人音乐会，但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在这里同台演唱。而且与“三高”以往共同演出的辉煌历史相比，这次以古老的紫禁城为演出背景，使得音乐会的意义不同寻常。这是我国迄今投资最大并与国际全面接轨的一次重大涉外文化交流活动，音乐会的成功举办也充分表现出了北京对大型活动的组织能力。
但是，这场音乐会在即将谢幕之时，却是出现了歌迷冲击舞台的混乱局面，给整场音乐会带来了一丝不和谐的声音，尤其，这场音乐会还是面向全球几十个国家进行现场直播的。这让一些政府官员，觉得是在国际上丢了一次脸面。做为主办方的中华文化艺术公司第一次时间，受到了文化部的批评，并且开出了巨额罚单，最后，中华文化艺术公司还是请动了一些关系，将这个巨额罚单打了半折，才将事情摆平了。
不过，这场1ong歌迷现场的短暂激动和混乱现象，在国内被一些部门认为是丢了国家的脸面，是耻辱，但在国际上却是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因为这时候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1ong在歌迷群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1ong登台演唱，台下的歌迷若是不激动那才叫不正常了。所以，国内的媒体在此事上自然一概不表，而国际社会上却是觉得很正常，没有报道的必要，最多也就一笔带过，这倒是让国内的一些人和部门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而报道称，三大男高音演唱会卖的票有2。5万张，最高票价2ooo美元，最低6o美元，预计仅门票收入就接近18oo万美元，而支出仅过一千万美元。承办“三高”演唱会的中华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卢吉星透露，这次卖出的门票，目前初步估算应该是有盈余，赚了大约6ooo万到7ooo万元人民币。
这个无意中透露的消息，顿时引起了国内的一片哗然之声。一晚上赚六七千万，还真说得上是一场金钱游戏了。
音乐会后，中外观众对其众说纷纭，大多数人的共同感受是演出气氛一流，效果差强人意。
中央音乐学院的黄教授表示，他对整场演出的印象是“不够精致、严谨。”而且“听得出来，三位男高音的声音有些疲惫，帕瓦罗蒂还出了一个小的差错。”不过他也表示，尽管这样三人的高技艺依然令人折服，尤其是多明戈“实在是棒”。作为专业人员，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音乐会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了解了歌剧艺术，“希望这一切能给中国的歌剧艺术带来新的气息”。
著名舞美设计师、太庙版歌剧《图兰朵》和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舞美设计曾力对音乐会的设计评价是“墙面有点薄”，但考虑到为保护午门而受到的种种限制，“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对演出的印象是“挺热闹的，气氛很好。但人实在太多了，坐在后面的人根本就是在看天空，所以整场演出更象一个大的集会。”
有人指出，三高的状态已经过了颠峰时期，现在所能做的，也只是形同于“歌手走穴”式的挣钱糊口养家罢了。先看日程安排。在中国方面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三高已经在韩国21日举行了一场演出。这种时间安排里还包含着记者招待会和飞机的颠簸。在这种紧张的时间里，三高如何能真正挥自己的真实的，或者说是最佳的演唱状态，显然是个问题。
代理三高的经纪人在解释这个事件的时候说“这将有利于北京的演唱，因为韩国一唱有助于推动北京演唱会的成功”，还说是可以把韩国当作是一次“预演”。———如果这也叫解释并被大众接受的话，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脑子不大好使。可能，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又被老外给涮了。
这场音乐会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三高的“最后一次合作”，而是一场纯粹的商业演出。至于对方宣称的“三高最后的合作”只是一个小小的噱头而已。这种明目张胆的炒作居然也能在又着丰富艺术土壤和炒作经验的中国娱乐大地上扎土生根，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了。
艺术的商业化及产业化赋予艺术家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广泛的社会需求使得“神童”、“天才”供不应求。“大师”的称谓越来越廉价，崭露头角的新秀也忙得不亦乐乎。唱片公司像猎人一样寻找着猎物，经纪人群体则不惜血本地进行着豪赌，一旦有艺术家落入他们的圈套，其命运便再难自己掌握。这是当今世界乐坛十分普遍的一种现象。
帕瓦罗蒂在每年的演出季，由于和各个歌剧院签了约，不得不疲于奔命，今天在这里演，明天在那里演。常常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刚完，马上就得乘飞机去意大利米兰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