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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英国安全机构的几个特工一大早就冲进英格兰东部的一个农场中。英格兰东部有大量的皇家空军基地。他们抓走了一个佃户。尽管这个48岁的农民坚决否认，特工还是怀疑他是纳粹间谍。
使这个老农民陷入嫌疑的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收割麦子的时候，留下了一部分没有收割，而这些没有收割的小麦正好形成一个楔形，大约有100码长。从空中看去，它的箭头刚好指向3英里外的英国空军基地。这个箭头不是专门给空袭的德军指路吗？
一周以后，经过严密的调查，安全官员确信这个农民不是德国间谍，而是一个忠实的英国公民，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个意外。农民向安全官员解释说，他之所以将小麦收割成如此形状，仅仅是因为他对每年的收割方式已经厌倦，今年想换个方式而已，但万万没想到，那个箭头居然指向皇家空军基地。
两个容易混淆的英国人
1940年7月，驻守在本土的英国士兵D·J·培治很高兴地收到了他的结婚照片，但他很快就发现，信封被一个A军团士兵打开过。他自己是H军团的士兵。
随照片有一封道歉信，那位士兵在信中说自己不是故意打开那封信的，而且他的行为不应受责怪，因为他们俩人的姓名和军中序列号惊人地相似。写信人的名字叫培泊，收信人的名字叫培治，培泊的序列号是1509322，而培治的序列号是1509321。这俩人在以前根本就不 认识。
战争结束后几个月，D·J·培治在伦敦当上了公交司机。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工资单上扣的税比以往高很多，他就到管理部门去查问。在那儿，他查出自己的工资单跟另外一个刚调过来的公交司机的弄混了。那个人的名字叫培泊，恰好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更有趣的巧合是：培治的驾驶执照是29222，而培泊的是29223。
同样风景的明信片
1942年，亚瑟·巴特维斯作为英国士兵驻扎在塔维什山脚的诺维特营地。他在伦敦的一家公司邮购了一本二手书。两周后，书寄到了，他站在营房的窗子前打开这个包裹。
拿掉外包装后，一张风景明信片掉了出来，很明显，是原来的主人用来做书签的。巴特维斯拿起那张书签，发现上面的邮戳是1913年8月4日，整整30年前。他翻过明信片，看上面的景色，这景色使得他大吃一惊，明信片上的景色与窗外现在的景色一模一样，都是塔维什 山的风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为了保密，所有军营的名字都不用真名，仅仅用邮政代码来区分。因此，即使那个书商想向军人示好，也不可能事先有意地将这张明信片夹到书里送到他想送的地方去。
派上用场的50名外科医生
1941年12月7日的早晨，太阳爬上塔塔鲁斯山，照耀着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对奥胡岛的美军太平洋基地来说，这是一个难得平静的星期六早晨。在火奴鲁鲁的其他地方，人们正在做弥撒。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船只停泊在珍珠港内。
但是，笼罩在这个美国海军基地的宁静瞬时就被飞机的马达声敲碎了。在海上，几十艘舰船上的海员半睁开眼睛，大声咒骂打搅了他们周末美梦的飞行演习。
不一会儿，日本的轰炸机就对着珍珠港狂泻炸弹，而美国的飞机则整整齐齐地停在黑坎姆机场。
几分钟后，各式各样民用和军用的救护车就载着伤员风驰电掣般地冲进附近的军队医院。在那儿，外科主任拨打紧急电话给火奴鲁鲁附近的外科医生，让他们赶到医院。就在这时候，最凑巧的事发生了：大约有50名外科医生正在听从纽约请来的约翰·姆海德博士关于战争救护的讲座。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马上赶到军队医院，挽救了大量的生命。
一次及时的防空演习
1942年3月下旬，日本政府宣布，将在东京举行一次全民防空演习。它强调说，这次演习纯属预防，因为没有一架美国飞机能够飞近日本本土。这次演习将于4月18日早上9点开始，防空警报将要拉响3个小时之久，基地在本州的日本飞机将飞到东京上空，形成一个巨大的保护伞。
在几天以后的4月2日，在举行防空演习的消息传遍东京的时候，美国的“大黄蜂”号航 空母舰从旧金山出发了。这艘航空母舰上面有16架B…25轰炸机、海军中校杜立特以及其他31位飞行员，还有48位空勤人员也在这艘航空母舰上。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在4月18日，也就是日本进行防空演习的当天空袭东京。
杜立特将要进行的空袭被认为是整个战争中对敌人的针刺行动，它并不是美国的一次冒险行动，而被认为是一次为了提高士气、鼓舞军心而采取的行动，这是因为，自从5个月前宣战以来，到处充满了美军在世界各地遭受挫折的坏消息。
这次行动还有一个不便说出的目的，那就是这个在美军历史上最大胆最富有想像力的行动，也就是轰炸东京的行动，将会使日本军阀在整个太平洋国家中大丢其脸。
4月18日下午8∶18（东京时间7∶18），杜立特率领他的中队从“大黄蜂”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迎着40节的大风，直向几百英里外的东京方向飞去。墨菲定律马上得到应验，那就是，“只要事情能向坏的方向发展，那它一定会向坏的方向发展。”
吉米·杜立特的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去轰炸东京。美国空军
大多数B…25轰炸机迷失了方向，它们从各个方向接近东京，一些飞机向海岸线发动了进攻，而另外一些则从西海岸飞向东京。最让人惊讶的是，机器故障、恶劣天气以及人为错误所造成的结果却像一个天才专门设计的那样，日本防空部队的指挥官对这些进攻飞机的来源彻底搞不明白了。
因为日本的高级军官曾保证过，美国飞机根本不可能接近日本本土，杜立特的飞机在飞过日本的巡洋舰时，这些日本的庞然大物竟然没有注意它们。中午11∶55，杜立特以及跟在他身后的几架B…25轰炸机到达了本州海岸。然后，他们飞直线直抵东京。
在飞往东京的途中，数以千计的日本人抬头看见了他们，并且向他们挥手——这些人确信，这是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到东京的时候，3小时的防空演习已进行到了尾声，用来阻碍飞机的气球正被往下拽，交通也恢复了正常，街上的行人还聚集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观看日本战斗机的空中表演。
中午12∶15，第一颗美军投掷的炸弹在东京市区爆炸。东京的防空部队，毫无疑问地认为爆炸声是防空演习的一部分，胡乱地朝杜立特飞机的方向开了几炮就停了下来，没有一个日本人想打下自己的飞机。
在空中，日本的战斗机看到这些美国轰炸机，也以为它们是防空演习的一部分，都毫不停留地飞了过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向世界夸下海口说没有任何人能够靠近本国海岸的日本高级军官所指挥的防空演习，竟然给杜立特率领的中队空袭日本带来了绝佳机会。
纽约的铀商人
1942年6月，一个美军上校穿着便服，悄悄地走进比利时矿业主艾治·塞哥（Edgar Sengier）在纽约的办公室。上校是绝密的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该计划的目的是研制原子弹。上校向艾治·塞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问他能否帮助美国政府从比利时属刚果弄一些铀矿石。对这些矿石的用途，上校只说“对盟国的事业有利”。
塞哥是一个精明、强壮、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他回答说，没问题，他可以搞到相当数量 的铀矿石，并问上校，什么时候运输。
“现在最好了，但我也知道，你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上校回答说。
“不，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这个比利时人说，“我有1000吨矿石贮藏在纽约。”
听到此话，上校觉得此人在开玩笑，但一小时后，他拿到了签有塞哥名字的提货单。这些对曼哈顿计划至关重要的铀矿石就变成了美国政府的财产。
也许这位匿名上校从来就没有搞明白这个故事的全过程，为什么会有1000吨铀矿石贮藏在纽约市，并且随时准备征用呢？事情要追溯到艾治·塞哥3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出生于比利时的他为了寻求财富去了非洲，并定居在了刚果。这个国家有丰富的铜矿和铀矿石，这些矿藏的开采权掌握在矿业联合会的手中，1939年，艾治·塞哥担任了该会的主席。
从1921年起，塞哥开采沥青铀矿，在那个年代，没有人知道这种矿石里含有珍贵的东西。但是，1939年，也就是欧洲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一个反纳粹的科学家告诉塞哥，德国科学家正在进行原子裂变试验，他们可能从铀矿石中提取铀制造原子弹。
艾治·塞哥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他害怕德国为了攫取铀矿石而占领刚果，于是自己决定，将1000吨铀矿石运到纽约。他没有将自己的行动告诉任何人。
1940年，当这些珍贵的矿石运抵纽约后，塞哥将其贮藏在一个仓库的铁筒里。然后，他将所有这些矿石的情况秘密地汇报给了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但是，这些汇报资料被淹没在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的手中。
这位匿名上校去拜访塞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有铀矿石藏在纽约，他只不过是抱着侥幸心理去问塞哥，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哪儿可能得到大量的铀矿石。
这位上校不经意的发现对以后的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可能挽救了100万美国士兵的生命，但同时却使日本本土的500万人丧生。
选错房子的间谍
1942年的秋天，在英国首相丘吉尔“将欧洲点燃”的命令下，英国情报机构SOE派出了大量的谍报人员前往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希望在英美联军反攻欧洲大陆前建立起广泛的间谍网。
设在伦敦的F分队是SOE的一个分支，它的主要任务是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