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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了，但是也只是“到了”而已。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消息了，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钟理和不禁喟叹，这年头教会了人们不相信任何一种事物，“但这里却明明白白地有一个例外，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棒子面——谢天谢地，这是穷人们维系生命的造物主所赐与的东西——在今天是一斤五百元钱的，到了明天准是一斤七百元钱，后天便是一千元钱”。钟理和：1946年1月7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52页。
1月1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在北平通过报纸颁布了《关于朝鲜人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足以让大陆的台湾同胞感到惶惑、惊骇、焦急。这个处理办法包括：一、凡属朝鲜及台湾之公产，均收归国有。二、凡属朝鲜及台湾人之私产，由处理局依照行政院处理敌伪产业办法之规定，接收保管及运用。朝鲜或台湾人民凡能提出确实籍贯、证明并未担任日军特务工作，或凭藉日人势力凌害本国人民，或挈同日人逃避物资，或并无其他罪行者，确实证明后，其私产呈报行政院核定，予以发还。闻讯后，居住在北平的台湾人立即掉入人人自危、家家不安的紧张状态。有的人因此停掉原有的营业，有的人则贱卖财产，还有一些人甚至被当地不法分子抢劫……钟理和感慨地说，这个法令“使刚刚回到祖国的台胞，第一步便感到幻灭与痛苦。”历史上，台湾与朝鲜同样是日本以武力由中国夺去的，战后朝鲜独立，而台湾无条件复归祖国。当时的祖国政府不仅没有疼惜饱受异族统治欺凌的子民，反而将在大陆居留的台湾人视同朝鲜人，甚至颁发没收台湾人的财产的法令。对此，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及台湾革新同志会合启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意见书，表示反对。后来政府虽然将此项法令撤销，但它留给台湾同胞们的仍是一个不痛快的回忆。2月22日，天津《大公报》登载了处理台韩产业的五项原则：一、朝鲜台湾公私产业，应分别处理。二、台湾既归还祖国，所有公产应依我国现行有关公产法令办理，不能歧视。三、台胞已恢复国籍，除间谍及有助纣罪行者外，其私产应受现行法令保护，不得接收；其已接收者，应即予发还。四、韩国公私产业之处理，交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会商外交部迅行拟订办法。五、前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所订朝鲜台湾公私产业处理原则，应令停止施行。又关于台人之处理，前在军事接收时期，曾订定办法，予以集中管理，现悉行政院已通令各省市，此后台人皆能享受我国民待遇，除过去曾任间谍，或有助纣行为依法办理者外，可勿庸集中，已集中者，除有上述行为或前在日军中服务者外，应即予解散。
种种不快的经历让钟理和失望愤怒，原本抱着誓死不回的决心，却在战后急急寻求归乡之路。
由于抗战刚刚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内战蜂起，烽火所及，交通悉遭破坏。这无疑对钟理和等台胞的回台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华北遥隔台湾，海洋重叠，又因战争使国内船只激减且无法直航驶台，必须绕行上海。同乡会以台胞回台事，一年前起便即在行营、救济总署、行政院、招商局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之间不断地奔走、交涉、呼吁、叩头、发电。然而当时政府正忙于内战、接收、复员等问题，也许认为台胞的此种请愿系区区小事，迟迟没予答复。是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加之物价扶摇直上，被隔绝于华北的台胞以时局及生活艰难之故，既不安又紧张，“其焦急与烦忧之状，有如热锅里的蚂蚁”（钟理和语）。
2月中旬，北平同乡会为联络便利和周到起见，开始着手“邻保”组织。也就在此时，忽然传来一个让人高兴的消息，说来华北载肥田粉的“海苏”号轮船将于25日启航直行基隆，同船可能带回三百人，这三百人的分配方法是，军属占一百二十人，所剩一百八十人分由天津北平二地各得其半。这是2月21日晚从天津同乡会传来的消息，住在北平的台胞便至迟须在24日以前到达天津。同乡会又以天津有未办事宜，并且顾及安全无失，决定23日送出九十人。要办的事情相当繁杂，而时间又是如此紧迫，也就难以将所有事情做得十分完满。如以同乡会方面来说，其分配原则是侧重于生活的困难程度，所以他们选择首先返台的对象自然是要视其是否有家眷以及家族人口多寡而定。即使如此，在半日之内要公平合理在做好一切，确实不是件易事。
22日上午，回台人员决定了。同乡会所在地三安医院窄窄的候诊室与檐廊里，塞满了为希望与失望、兴奋与焦虑所煎迫的人们。他们都在希冀能抓住此千载难逢的幸运，但只能在多以千计的人们当中选出九十个人。当看到两个落选的妇人低声悲泣的时候，即使是中选的人也难以流露出那几分高兴。当天的下午及夜间，是留给回台人员做准备的时间的。返台的同胞要筹备川资，要丢去一些带不走的东西，要把房子退还房东，要买一些旅途应用的物品……他们要向生活了数载的古城北平告别了。
第二天早晨，购买好了火车票的台胞正准备离平赴津，这个时候，同乡会慌忙地通过尚未组织完善的“邻保”来通知出发延期。原来，“海苏”号改变了计划迳自出航了，却把苦苦期待回乡的台胞留了下来。据招商局说，是由于原定留给台胞的舱位又置满了肥田粉。同乡会则懊悔地说，是他们做事粗忽，在事先打点各方有关机构时，恰恰把最要紧的招商局给忘掉了。又有消息说，原因是大家不知道“黑票”这种事情，如果真是肥田粉要紧，招商局便不会把大家扔下，又把另外一批人载着走的。但不管说什么，船是走了，摇头叹息或是破口大骂都是没有用的，悲愤填胸亦是于事无补。最现实的事是对这些未走了人们的处置。这些台胞中有一部分是在当日即把房子退了，家具与生活应用物什也卖掉了。所以，只好住了两天旅馆，便全挤进了三安医院。
到了3月下旬，回台的消息复起。那时候，北平接连落了几场春雪，据说二十年来已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街衢皑皑，胡同寂然，一片静谧。仍滞留在北平的钟理和，望着窗外的霏霏春雪，想到全家困留异乡，归期无信，不由得心中一阵怅然。
这时，同乡会召开班长与组长会议，报告与讨论救济总署决定送台胞回乡之事，人数定为三百，北平的台胞分得了一百六十个名额，其余的给了天津的台胞。此次因救济总署非军事机关出面，所以军属完全除外。大家商议将回台人员分成五组，还组成了事务班、联络班和运保班。因为行李多、女人孩子多，而且据外面所传此去路途甚不平静，旅客遇抢的事时有发生，所以一定要将大家组成一个团结的有机体以互相照应。
此次返台本说好在24日，后又称延至26日。但到了26日，不但不能出发，且连信息都渐见稀疏与不确，致谣言四起，群情纷纭。然而归心如矢的他们不管如何受骗、吃亏都行，却决不抛弃热烈的期待与守候。
1946年3月29日，钟理和终于携钟台妹、钟铁民离开了北平，搭上了回台湾的难民船，经由天津和上海，到达了台湾的基隆。4月14日早晨，全家乘上了南返的火车。
由于从大陆返台的人很多，他们随身的行李也不少，车厢里十分拥挤。在平常，这些行李是可以交给行李房的，但因为眼下交通秩序尚未恢复，大家听信了别人的好意劝告，统统搬进了车厢。如此一来，把火车塞得无立锥之地，客车弄成了货车，人倒显得是多余的附带物品。过了几个车站之后，钟理和感觉无法再平静下去，那些叫嚣吵嚷的杂音，伴着蒙蒙尽扬的尘土，让他觉得心烦意乱。透过车窗望去，乌云密密地布满了天空，没有一丝缝隙，仿佛就要降下雨来。才升出来未久的一轮朝阳，像慑伏于压在头顶上的沉甸甸的云堆，徘徊于东山之上，裹足不前。火车便在这灰黯低匝的穹隆下，迳自向南奔驰。
钟理和先是暂住在高雄前金区的弟弟钟里志家中，随后返回美浓尖山探亲，回到离开八年的家。此时，父亲已于三年前病故，事业失败，兄弟离散，仅有大哥留守家园，家庭再也没有昔日的繁荣景象。然而，战后故乡贫困残破的景况更令人心酸，而且正遭受着可怕的旱灾，农村经济几近破产。残破家园的一切，都让钟理和感到惊讶和痛心。
回到家乡后，钟理和应聘到县立内埔初中担任代用国文教师，举家迁到内埔，居住在学校宿舍，开始写作和教书的生涯。到了7月，次子立民降临人世。
钟理和尚在大陆时，即从报纸上了解到人们对沦陷区光复后的文化与教育关心与担忧。像当时的《光华周刊》第二期载文《关于文化联合》说：“因为文化本身仍旧是文化，就如一棵树木一样，待我们除去的是虫蚀了的枝干，而根基还永埋在土中。”“文化不是可任性涂抹的东西，在沦陷期间的文化只是征服的文化，是虚伪的非文化，而真的文化传统是在地下生存着的，而今只待我们的发掘了。”参见钟理和1945年10月3日的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2页。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受到极大压抑，受到的教育也是日式的，一旦光复，他们迫切需要接受中国教育的求知欲望，便像决堤的洪流一样涌现。据云，台湾刚刚回归祖国怀抱时，当地人潮如涌，挂灯结彩，舞狮、高跷、歌仔戏、傀儡戏遍演，《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等通俗古书遍布，国语传习班的招牌林立。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像钟理和这样精通国语又能从事写作的人才，在当时的台湾是不可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