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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
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
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
遗训。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
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
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
，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正因宋代人那
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我们今天从
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
来，我们却不能请怪宋人。须知有许多毛病，还该怪唐代人。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
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
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
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
抹杀。
再说到国防资源问题，这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
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
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
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
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
，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
，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
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
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
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
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
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在临时集合。这种事
，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
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
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
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
，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
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
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
骑兵。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
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
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
国只好保持和议。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
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此线无
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亦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
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
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这
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自然，宋代弱能出一个大有为之
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
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
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其实中国自古立国，
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
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
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
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
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
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体得失如是。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
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
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
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
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
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
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
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
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
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
一个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
，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
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
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给
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
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
，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
，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
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
多头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
阶了。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
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
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
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
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
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九卿之
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
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
仗时带着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黄帝。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
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
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
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
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
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
，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
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
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故又叫六
科给事中。大抵这个人静悉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给
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
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