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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
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
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并无大官，可
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鞠，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
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
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乙、明代内阁制度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
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
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
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
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
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
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
，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
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
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
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
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
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
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
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
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
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
，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
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
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
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
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
。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
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
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
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
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
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
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
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
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
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
，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
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
，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
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
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
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
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
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
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
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
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
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
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
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
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
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
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
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
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
，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
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
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
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
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
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
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
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
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
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
，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
。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
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
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
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
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
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
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
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
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
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
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
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
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
。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
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
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
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
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
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
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
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
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
，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