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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洪杨集团则不能。他们又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
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洪杨还是要失败。诸王以下，又
有天官丞相，这些官名，真太可笑了。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
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们不必纵
论其他之一切，但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
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
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近代的中国人，正也在想把中国全部历史推翻了，
所以更多对太平天国抱同情。但话要说回来，太平天国史失败了，而满清政权，也就
从此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军队变成湘军与淮军，
便逼出满清政府以后之变法。
七、变法与革命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
变法的是康有为。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
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
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但康有为只知
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决
不容有所谓立宪的。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
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
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
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
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
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后来康梁失败了
，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
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
，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
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
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可
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
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
非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
，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
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
。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
我们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
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
，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
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
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
。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
，已详细分析证明过。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若我
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法
，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
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
革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
。他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
书生之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
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
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
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
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
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全。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
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
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后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
这是看来很正确的。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
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但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
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清代以后，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
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们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问
题，而还得要从心理上先从头建设起。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
心。即如在清代两百几十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这
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摇动。
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
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
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
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
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
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我们硬说中国历史要不得，中国社会须彻底地
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我们并不根据历史事实，而空嚷要
打倒。其实这问题已转了身，已不是某种政治与制度该打倒，某种社会与经济该改造
，而是全部文化该废弃了。可见思想理论，讲这一部分的，都会牵涉到别一部分。未
经多方面考虑，未经长时期证验，是无法就下定论的。
总 论
上面讲了五次，我想再对中国历代政治，说一点简单的看法：从秦到清两千年，
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
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
前曾不断地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地修改不可。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
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在此我只想专举我们认为一些不好的趋势，再一陈
述。至于好的地方，我们且暂略不讲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该要有一
个凝固的中央。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
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
，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上极大
一问题。这问题孙中山先生也提到，对于新的县政，我们该如何建设，旧的省区制度
，又该如何改进，实在值得我们再细来研究。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
，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
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固然民国以来数十年的中
央始终没有能达成圆满稳固的统一，国家统一是我们政治上应该绝对正取得。但如何
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
第一事。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
。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其他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
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因此封建社会
很早就推翻了。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
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
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
有力量。这件事在近代中国，曾有两个人讲到过：一个是顾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
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配寸，
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
几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