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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
几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要封建才得有力量。外面敌人来了
，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
，只是要分权。中央早把权分给与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这是顾亭林的
苦心。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结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
够力量的。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力量，可
以利用。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也不是资本主义。当知只要有组织，
便可有力量。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
起事来，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中国近代社
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到学生罢课，
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
会进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大地主变成大厂家，对于群众，还是能一把抓。在
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起力量来。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
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
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
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
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
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坐观。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
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
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
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会就不通，
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
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
会。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
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
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
持上三代。起先是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世，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
就变成纨绔子弟了。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我们只看
宋明两代的宰相，多数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
世系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
传统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
政府的权，总是逐步将。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虽说此后这一毛病可以没
有了，但读历史的仍该知道这回事，才能对中国以往政治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认识。
第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
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一
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
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
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
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
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
所以明末的黄梨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
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张。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
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
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
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
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
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
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
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几千年的
皇帝打倒了，政治变了新花样，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先求国家之统一。要求统一，便
要中央集权。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成为辛亥以来政治上一个大问题。我们若
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这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而且建立中央，
同时又须顾及地方，这不是更困难了吗？
上面我们说过，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
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然而我
们面对着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
是一盘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会像散沙。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但
我们的将来，要是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
，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这又是今天政治上极重
要的一件事。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
代了。可是就实际言，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哪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
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没有，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权和能
要分开。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这几句话，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他真是深识
远虑，确有他所见。政府是该属于民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
握此政权。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民众意见
，终是句空话。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今天中国多数民众，尚依赖政府来注
意教和领导，他们哪有办法来过问政治？然而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
即如目前的日本，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
动的，他们拿什么东西来填补，来维系？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中国也会碰到这
问题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我将最后申说着一点。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
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
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
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
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
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
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
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
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
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发，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
这一代人的责任。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
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
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
，还可改。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
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盘学他呢？美国
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国、意
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
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
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
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
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
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我不敢在这里
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都可叫人不武断。因事
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
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
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