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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名注册商标，是新时期出现的新的法律问题。
以鲁迅命名的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已有63年的历史，不料，却被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指责侵权，并向国家商标局申请要求撤销鲁迅美术学院的商标注册申请。周海婴认为，“鲁迅”商标只能由家属来注册。鲁迅美术学院在根本未与周家联系的情况下，就将“鲁迅”作为商标申请注册了，这是不应该的。全国目前有近十家学校用了“鲁迅”的名字，这些学校的冠名均应征得周家的同意，而此番周家要求撤销鲁迅美术学院的商标注册申请，讨回“鲁迅”的注册商标，就是要保护鲁迅的姓名权不被侵犯。备受关注的鲁迅之子周海婴状告绍兴鲁迅外国语学校侵害鲁迅姓名权一案，由浙江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鲁外”将鲁迅姓名用于学校的命名属于正当行为，并非侵害鲁迅姓名的人格利益，原告周海婴败诉。据悉，这是全国法院判决的首例去世名人姓名使用争议案。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姓名的使用对法律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北京市的王先生从1989年起就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提出更改姓名，但折腾了十多年，也没改成。2002年11月11日，王先生以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行政登记不依据法律为由，向石景山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时派出所才正式通知原告，决定为其办理姓名变更登记手续。派出所不肯为王先生更名的一个原因是：他要将名改为“奥古辜耶”，这名字听起来有些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作为合法公民，自己有变更姓名的权利，可是王先生的改名，却不能为社会接受。这样的事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
《民法通则》第99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依照法律，姓名权是公民的自我权利，可是，现在取名却基本是家长的事，并不是本人的意愿。如果孩子长大后对名不满，纷纷改名，会不会造成混乱？
对成年公民来说，改名牵涉到的不仅是身份证的更改，更多是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影响，比如婚姻家庭关系、人事档案、银行账户、信用证存储信息、房屋产权等，都要随之更改。更严重的是，一些人违法了，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改了姓名，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设置了障碍。而在特殊时期，比如诉讼，法院已经立案了，被告却把名字改了，这些情况也对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曾报道，张春和张建明是邻居，两家一直不和。张春给新生的儿子取名“张建明”，并经常对小“张建明”大声说：“张建明，快叫爸爸！”
给儿子取邻居名，是否侵犯了邻居的姓名权？有的观点认为，张春给儿子取与邻居张建明相同的名字，这完全是合法的，是他代替儿子行使姓名权，并没有丑化他人的姓名或者假冒他人的姓名，故不构成对邻居姓名权的侵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重名一般不构成侵权，但是如果借助重名来侵犯他人名誉，则构成侵犯他人姓名权。还有人认为，张春的行为存在主观恶意，肯定构成对邻居张建明的侵权，认定其侵犯的是名誉权似乎更为妥当。
据报道，2002年5月，英国一对夫妻欲给新生的儿子起名叫“本·拉登”，被市政当局阻止后不服，提起诉讼后被法院驳回，理由是，本·拉登是罪大恶极的恐怖分子，起这样的名字实属“触犯众怒，有违公德”。
一对夫妻，谁也不姓周，但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周润发”，以表示他们对影星的迷恋；有个球迷给自己的新生儿起名“迈克·乔丹”。面对这种种取名方式，法律应该怎样应对？
社会越是发达，经济越是活跃，人们使用姓名的频率越大、范围越广，涉及姓名的案件也就越多。有的人在不经意中，就侵害了别人的姓名权利；有的人则利用别人的姓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人们却恰恰容易忽略姓名方面的法律问题。因此，在商品发达的经济社会，补上与姓名有关法规这一课，应该成为我们重要的学习内容。姓名与政治风云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姓名与政治风云姓名是为了区别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开始只是一种符号，但姓名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阶级社会中也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与主人的荣辱兴衰经常发生联系，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不能不影响到人的姓名。
在原始社会，人们认为人的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几乎每个民族在原始状态时，都有过神圣的命名仪式，有的保留到现在，成为民族习俗。印度尼西亚的杜伦南人命名时，在祭坛上同时点燃三支不同名称的香，以最后熄灭的香的名称作为婴儿的名。达雅克人的取名仪式是从杀猪开始的。当三头猪宰完时，母亲抱着婴儿来到猪前，由村里的长者对着婴儿诵经，祝愿孩子以后大吉大利，然后在孩子额前涂上猪血，接着，亲友们纷纷为婴儿献名，每献上一个名，司仪就把两块猪皮放在刀尖上，并抖动刀尖，让猪皮落地，当两块猪皮的皮面同时朝地时，这时亲友献的名就是孩子的名。爱斯基摩人认为，人是由身躯、灵魂和名三个部分组成的。他们坚信，新生儿的啼哭是想得到名。这些说明，在阶级社会之前，人们已经不把姓名当单纯的符号看待了，原始人认为姓名具有一种神力。在人人平等的社会里，每个成员获得名的权利是一样的。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姓名立即参与了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
统治者总是把姓名作为维护统治特权的工具，借助姓名的社会作用，增加自己的威严。
中国周朝开始形成的避讳制度，就是为了维护帝王享有的政治特权和宗法礼教。封建帝王还常用赐姓、赐名等手段，把自己的姓作为奖品，赐给臣下，得到赐姓、赐名的也作为一种殊荣。北宋名将杨业原是北汉刘崇的臣子，被刘崇赐姓刘，称刘继业。归宋之后，才恢复杨姓，单名业。唐朝名将李靖、李国昌本是少数民族，因作战有功被赐姓李。公元十世纪越南建国后，经历了丁、黎、李、陈、胡、后黎、新阮、旧阮八个封建王朝，这些王朝都是以国君的姓名为名的，为了强调家天下的尊荣，又把这些姓尊为“国姓”。德意志和法兰西的贵族，为了标志自己的出身，在姓名中加入“德”、“冯”等音节。大多数国家都曾经历过贵族独霸姓氏的特权阶段。朝鲜公元6世纪末开始有姓，但仅限于少数上层贵族，公元936年仿效中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时，才以政令形式让庶民百姓采用汉族式的姓，但下层人民还是没有姓。
在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地主用姓名作为维护特权的工具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姓名来对人民进行精神压迫。
奴隶社会，奴隶是主人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们自己没有命名的权利。古希腊的奴隶主给奴隶安上一些粗俗、下流的名，甚至用数字和字母称呼他们。到了封建社会，地主家的仆人、佃户，也常常被迫使用主人的姓。著名作家柔石，原名赵平复，他以前的名叫赵平福，一个老财主看中了他的名，强迫他改叫赵平复，把“平福”二字做自己儿子的名。我国解放后第一次人口普查时，遇到许多不知道自己名的人，他们终生被称为阿狗、小毛、老五、毛头……
在标榜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使用姓名的权利并不平等。
7。姓名的法与案
以演莎士比亚剧闻名的英国电影明星劳伦斯·奥立佛的姓，本是奥立维。他在自传中写了其中的原因：“我跟好莱坞‘雷电华’在影片公司签订了合同。该公司的老板施尼采派人叫我去，恶狠狠地威胁道：‘快把那个该死的字母去掉吧，叫劳伦斯·奥立佛有什么不好？如果你坚持己见，我们就不用你了，也不能捧你。’”为了不被解聘，奥立维改变了自己的姓，变成了奥立佛。
封建统治者还利用姓名宣传迷信，愚弄人民，为其政治服务。
刘春霖是中国最后一个状元。考试之后，考取第一名的是朱汝珍，名单呈给慈禧太后御批，慈禧看到“朱汝珍”三个字，大为震怒，一笔勾掉了。原来，慈禧不久前害死了珍妃，一看到“珍”字，十分恐惧。又因为朱汝珍是广东人，洪秀全、康有为、粱启超、孙中山都是广东人，慈禧恨透了广东人。当时全国大旱，刘春霖的“霖”正是“干旱时的大雨”，慈禧大喜。于是，排在后面的刘春霖当上了状元。
有“袖珍大力士”之称的举重冠军苏莱曼诺尔古，原姓苏莱曼诺夫，是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1984年保加利亚政府规定，国内的土耳其族人必须改用保加利亚姓氏，苏莱曼诺夫被改成沙拉曼诺夫。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他愤而出走，到土耳其后改用土耳其姓“苏莱曼诺尔古”。
巴勒斯坦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被以色列“定点清除”后，巴勒斯坦人给这一天出生的新生儿全起名“亚辛”，以为纪念，同时表示，一个亚辛倒下了，千万个亚辛站起来了。
姓名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不少角色，对姓名的观察、分析、研究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
在国外，每一次重要的政治、宗教、经济活动也在人名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拿犹太人为例，每一次排犹反犹浪潮，都在犹太人的姓名中留下痕迹。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反犹浪潮，无家可归而寄身各地的犹太人不得不遵守居住国制定的一系列关于犹太人取名选姓的侮辱性强令。如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只姓白色、黑色、大的、小的四个姓，而在名字的选取上，“瘦皮猴”、“公牛尾巴”、“蠢驴脑袋”等名则成为他们不得不选择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这些运动也留下人名痕迹。
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