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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游牧民族，要是想跟大汉皇朝比人数，那他一定死的很惨；而且匈奴擅长的是运动战，攻城夺关他们不行。但现在正赶上大汉的边防军队，正在”脱胎换骨“的时侯，狼军现在进攻，可谓是趁虚而入，再加上有霍家的人作内应，对于刘病已来说，也是很严峻的考验。
就在这个关头，常惠前往宫中求见刘病已，原来他带来了郑吉的一封上书。郑吉在这封信里，向皇帝求援。
这件事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一，二年前了，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郑吉被刘病已授以侍郎的身份，被派遣到渠犁负责屯田。
从刘病已执政起，大汉帝国的西域经营策略正发生重大变化，屯田，意味着对西域将由原来的军事征服变为长期经营。
受命赴任，行进在戈壁漫天风尘中的郑吉“意气风发”，事先他不会想到，他在西域”如鱼得水“，竟会成为大汉帝国的首位西域都护，将这片辽阔雄奇的土地从此纳入帝国的版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道理谁都懂。可要把粮草从中原、河西运至遥远的西域，就没那么简单了。
还记得李广利大军第一次远征大宛时的惨状吗：“道远，多乏食”，而且，“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以致于李广利惨败而归，所率军队仅剩十之一二。可以看出，粮食补给困难是制约汉帝国经营西域的头号难题。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胜利回国时，选择位居西域中心的轮台（现在还叫轮台）、渠犁（现库尔勒以西）设置使者校尉，领护两地驻军各数百人屯戍。
校尉是略次于将军的官职，一般根据职责在“校尉”前冠以名号，比如管理汗血马的就叫“驱马校尉”，后世的曹操，也把负责带兵盗墓的叫做“摸金校尉”。
这里指的使者校尉，意即以守护交通、照料供应汉朝往来使者为主，碰到战事可以持节调动、统领乌孙等汉朝盟国的兵力，展开军事行动。
设立使者校尉，开创了汉帝国在西域设官驻军的先河，但屯田规模并不大。
孝武皇帝晚年时，粮食部长兼财政部长桑弘羊上书，建议在轮台、渠犁一带大规模屯田，即今天新疆轮台、库尔勒一带。桑弘羊的这个建议很有远见，通过屯田，可以“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
但是，孝武皇帝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下发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认为“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对匈奴的连年征战，已使国库空虚，国力疲弱，百姓怨声载道，已经无力开辟新的战场，担心屯田轮台会扩大战事。
孝昭皇帝时，派赖丹以校尉身份率军到轮台屯田，主要目的是解决使者往来的粮食供给问题。赖丹后来被龟兹国权臣姑翼唆使国王派兵杀害，赖丹被害事件发生后，一个消息让刘病已更加警觉：作为马上民族的匈奴，也开始派骑兵部队到车师屯田。
所以后来常惠打着为赖丹报仇的旗号，攻打龟兹国，刘病已在心里面是赞同的，敢杀汉军，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
第三百八十章 仁慈的霸权（）
刘病已执政后认识到，屯田西域不能小打小闹，必须作为一项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重大战略予以执行。同时，渠犁、轮台地处西域中心，通过屯田创建根据地，扩大驻军，可以兼顾维护南北两道。
征服西域在刘病已看来，第一步应该是要建立都护府，他是这样想的：
汉朝征服西域与中亚细亚，从最初的动机上来说。并非主动投入这个区域，而是因为“断匈奴右臂”的要求才被动拉入，尤其关于新疆。惟其这个地区被匈奴控制而造成对汉朝大不利，所以汉朝不得不毅然进军，以新疆控制权从匈奴转移到自己手中。
张骞通西域成功后，原先纯粹的政治理由，一般说来已发生了变化，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西域间的物产大交流，对西方文物好奇心与“奇物”获得强烈欲望的驱使，东西贸易幅度不断加大，已在政治目的之外附加了经济要求。
但刘病已注意到，类此的“通西域”性质变化，多数系对新疆以西而非新疆。汉朝之于新疆，无论征服以前或以后，政治本质前后一贯，而且大不同于匈奴的为征服而征服。
汉朝立场，乃在战略性自卫占领。换言之，匈奴出于经济目的，汉朝却与经济无涉。
这层意义，便铸定了汉朝征服新疆后的支配方式与“西域经营”内容——新疆—中亚细亚国家，为了汉朝，同时为了西域各国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必须服从汉朝的领导。
建立起环绕于汉朝中宗国主权，周围的共同防卫体系。也只是在此前提下，著名的“西域经营”事业基础，以西域都护为领导中心的，统制体系才能建立，性质正如同后世惯见的，以“希望国“领头的国际性区域防卫体系。
西域经营与亲汉朝卫星国家阵线的建立，目的与手段都偏重政治性，虽然达成政治目的，也须使用军事力量，但军事只是配合性的辅助行动。
如果那个国家拒绝服从汉朝、犹豫、信心动摇，或者内乱影响了汉朝领导。那么，大汉帝国就要对背叛分子或骑墙主义者施以惩罚，换言之，政治与外交运用的延长，此其一。
其二，汉朝自大宛征伐后，凡须要用兵的场合，往往不再自玉门关以东派调军队，便以留在新疆的少数汉族驻防部队为核心，就地征发各个附庸国土著士兵作战。
刘病已知道，这种方式，类似后世的电脑游戏，汉军类似于领头的英雄，附庸国的士兵则是炮灰一般的存在，英雄带着一群炮灰作战，只要让英雄的经验刷上去，炮灰死多少，并不重要。
孝武皇帝时的车师之役，便已采用这一方式，刘病已执政后，常惠报复杀害赖丹的乌兹贵族，也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征发西域各国的军力，而未动用大规模的汉军。这种方式，既可避免直接派兵的运输、给养问题存在，共同防卫的意义，又得因此而明显表现。
其三，汉朝历次征伐，对战败国的处分，除了大宛之役途中曾灭亡一个轮台小国之外，未再见相同之例，一般处置，都以推翻原政权而另行扶植新政权为原则，新政权常例又以当地人统治当地为条件。
对于政治上符合汉朝要求与理想的国家，内政从未受到干涉，汉朝也从未企图过问卫星国家内政，这又是汉朝非黩武主义，“西域经营”目的在于，求取“西域”政治上坚定追随汉朝路线为满足的证明。
一项容易被忽略，却于西域附庸国家与汉朝间亲密性，以及对政治向心力培植具有绝大助力的制度，值得注意，便是“质子”。
质子的重要性，在于他们长期留居长安，了解汉朝与自身感染汉化俱深，这些王子返国继位时，一方面既能得到汉朝信任，另一方面，这些接受汉族教育与汉式训练，生活习惯已渐汉化的年轻一代接长本国王位，其强烈倾向汉族中国也为无疑。
如果能这第一步的打算能够成功，那么西域诸大国与汉朝间可以维持融洽景象，这些国家纷纷显现为，都护统制系统中忠实的一员。
汉朝得到西域共同防卫圈，诸卫星国真诚拥护与愉快合作，条件自不限于和亲或质子，而是各方面开明政策综合推行的成果。
这些政策，包括了经济上互惠、互利而非片面剥削；亘于农、工、商广泛面的技术指导与协力。
所以，汉朝西域经营“树威”“布恩”政策双轨交错用，投下资本可谓非小，但效果也随庞大代价的付出，而成正比例收获，此其一。
其二，政策执行人的多数能选择适当，也有密切关系。
刘病已心目中建制的西域都护。这个职位具有多方面身份：汉朝对西域宗主权支配的权力象征、汉朝驻在西域的全权政治代表与军事长官、汉朝西域政策的负责人与执行者，以及西域共同防卫圈内最高权威人物，诸属国对汉朝的联系人。
较之匈奴支配时代，所设置的僮仆都尉，主要任务在于经济征发的新疆殖民地总督，形式相仿，实质全异。
换言之，西域都护必须具备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旺盛的活力、精练的才干、充分的组织力，才推动汉朝“西域经营”伟大事业，获得非常成功。
郑吉曾经同常惠一起出使乌孙，他意志坚强，做事严格，善于学习，通晓西域事务。他和常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冒险精神。
当然，这和时代背景有关，西汉是一个崇尚铁血军功的时代，具有”奔放不羁“、自由洒脱的精神气质。像常惠这样的人，自然是屯田西域的最佳人选。
刘病已派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率领士兵和“免刑罪人”到渠犁屯田，人数大约为1500人，约为当年赖丹主持屯田时的3—4倍。他们此行目的很明确，开荒种地，积聚粮食，为进攻车师做准备。
与现在进入新疆的交通路线不同，汉朝时从中原经阳关、玉门关进入西域后，分为南、北两道。南道经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翻越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后，进入大月氏、安息；北道则须经车师，今天的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同样需要翻越帕米尔高原后进入大宛、康居等国家。
第三百八十一章 车师攻防战（）
经由车师通往塔里木盆地，再进入中亚的北道，同时也是隔断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进入西域的通道，而且连接着乌孙、大宛、康居等西域大国。能否控制这一地区，成了经营西域成败的关键。因此，车师不仅是大汉帝国和匈奴争夺的重点，也是后世各朝代屯兵防守的重点。
事实很快就证明，刘病已的计划，改变的不仅是汉朝与匈奴在西域的博弈格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