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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曾经看过，北齐皇帝高演壮年早逝，将帝位传给弟弟高湛继承。但几年之后，高湛将高演之子、昔日太子高百年虐杀，太子妃恸极绝食，月余而逝。千余年后二人合葬坟茔重见天日，却发现墓志中太子妃的逝世时间在百年太子之前一年，而高百年的逝世日期也向前提早了几个月。
第五百六十二章 罗生门（）
经过后世学者的一番考查研究之后，将颠倒的年月恢复原状，事件的原委，发现竟是因当时天灾频现，高湛为了禳灾杀死昔日太子，而墓志中有意混淆的时刻，也是为了祈求生人平安。
错乱的时间顺序，往往是掩藏事实的最佳屏障。生死的时刻，诏令的先后，甚至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都可能成为惑人耳目的迷雾，而真正的事发时间、地点和背后的隐情，却往往被深埋在这错位的时空之中。
幸运的是，在中国这个有悠长冶史传统的国度里，关于时间的记载无处不在，它们便成为后人得以解开谜题的契机。这些记载可能出现在官修的史书和民间的笔记里，也可能出现在庙堂的重器和店铺的商品中，还可能出现在墙角的城砖和荒郊的墓碑上。
“书中不仅有黄金屋，颜如玉，看来还有罗生门呵！”刘病已自嘲似的笑了笑。
在他看来，在古人留下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关于时间的误导。铜器上的年代铭文可能是决定制造的年份，而非实际铸成的年份；公文里的日期可能是若干年后的追记，并不能视作确凿的现场证据；竹简上的文字可能是掩藏千年的真相，也可能只是古人闲时的信手涂鸦。更不用说商人们有意制造的古物赝品与自撰铭文，更会时时干扰视线，让原本已经纷乱的头绪更加“错综复杂”。
刘病已知道：还有那些本应精确无误的年号，也可能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出于事后的追改。譬如在大汉朝，人们“耳熟能详”的孝武皇帝建元、元光、元朔等年号，就是多年后的重新追记与创造。又因地域辽远，从长安出发的诏令可能在一两个月后才到达边关，所以边陲小镇出土的文书里，往往会看到滞后的时间记载。
而那些本应值得信赖的史书们，或许也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悄然改换原本的模样。在文字流传的过程中，每一个勤奋而自信的读书人都有可能成为证据的毁灭者。
面对世代相传的史书，阅读者、传抄者和刊刻者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自行修订文中的记载。还有那些整理典籍的硕学鸿儒，习惯批注文字的藏书家，以及希望字句更流畅的书商们，都有机会调整前人的文字，却常在不经意间抹去最关键的线索。
所幸在很多时候，传世的文字并非只有一种，此书中被修改的原貌可能保存在另一种典籍中，于是取此书一字，取彼书一句，几相对照，或许也能渐渐勘明事件的原委。
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没有先知会预示答案，冥冥中也不会传来神明的天音。证据越多不一定就越接近真相，反而有可能被各种无用的线索误导，走入无法辨识方向的泥沼。
主流的声音未必就是真相，那也可能是因袭千百年前的错，从而使谬误万世流传。面对纷乱繁杂的线索，惟有靠推理者自己去思考，去推测，去判断，从全无路标的茫茫迷雾中寻出真正的方向，一步步接近谜局的核心。
在刘病已看来，历史中隐伏的线索如同沉睡的彩色精灵，深藏在海底的每一颗神秘水晶球中。每当苦虑终解之时，思路触及之处，紧锁的水晶球豁然开启，苏醒的精灵逐次浮上海面，恍若珍珠连缀成串，辉映于天水之间，昭然白日，华彩流光。
这才是独属于治史者的推理体验。历史总在不经意间铺设陷阱，又常有意无意将启示送到后人面前。隐秘的往事如同置于暗箱之中，外人虽难以得知其中的纠葛，但藏得再好的暗箱中藏不住的是天下大势，真正的缘由总会从当事人的施政举措和朝野反应中看出端倪。
所以不必遗憾历史常失却真相，因为那真相可能就藏在颁行天下的每一道诏令中，藏在每一片秦砖汉瓦间，藏在每一个百姓的“离合悲欢”里，成为“流传千古”的痕迹，纵然“上天入地”，终究无处遁形。
……………………………………
这天晚上，魏相失眠了，他在身上“翻来覆去”地想着心事，“伴君如伴虎呵！”在没有登上丞相宝座之前，他曾经无限向往，可是真当上了丞相，才明白不好当。
就拿皇帝吩咐的事情来说吧，绝大多数的新帝即位，都不再继续前帝的纪年之数，而自第二年开始，又从元年起重新纪年。这种逾年改称元年的做法，就称为改元。
改元不仅出现在新帝即位之初，也出现在皇帝在位期间。即皇帝在位中途不再延续已有的纪年顺序，又从元年开始重新纪年，亦称为改元。
事实上，这种改元的做法，最早出现在孝文皇帝时。孝文皇帝在位23年，第17年改元。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令天下大酎，明年改元。”即从第17年起，又称元年、二年……。由于他在位期间出现了两个元年，故班固在编撰《汉书》时，就将改元后的纪年称为“后元”。其后的孝景皇帝在位16年间，曾两次改元。所以，史书中又有了“中元”、“后元”之称。自孝武皇帝始用年号以后，但凡改元，年号也要更换。
按照汉家制度，新君的改元周期应该与故君有所不同。既然孝昭皇帝每六年改换一次年号，那么后来即位的刘病已就应该改变间隔，以四年为改元周期。
但刘病已即位四年，改元的日子却迟迟未至，直到两年之后，汉家年号才从本始改为地节。然而时空从此移位，本始五年和本始六年在人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地节元年和地节二年。
本始年号的最后两个年份，就这样黯然隐去，有关那几百个昼夜的一切，后来都在皇帝的授意下，被追记为地节纪元。所有痕迹似乎都被刻意抹去，仿佛有无法言说的秘密降临人间，让那段岁月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第五百六十三章 天下陆海（）
魏相在朝堂中的时间够长，所以他清楚知道皇帝陛下追改年号的那一年，长安城里确是悄悄“换了人间”。
辅政近二十年的大将军霍光病逝，他曾经承孝武皇帝遗命，主持汉家内政外交，也曾经主导立帝废帝，先后辅佐三位少年天子，刘病已便是其中之一。
在霍光看来，刘病已与此前的孝昭皇帝并无不同，自己的辅政地位“一如既往”，因此每六年改元一次的惯例，自然也无需改动。
在这个以纪元为权威的时代，既然连年号都无法更改，天子的威仪自然也就“名存实亡”。
在魏相看来，这就是那段消失的时间背后的故事。至于追改年号的真正用意，名为本始的那段时光，皇帝陛下就像每一个“胸怀大志”，迫于形势却又必须暂居人下的少年皇帝一样，他收敛起自己的锋芒，时刻观察着霍光的表情与行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本始末年的未央宫里，权倾天下的霍光“志满意得”地步出朝堂，却看不到自己身后，年轻的刘病已注视着他远去的背影，坚定而又冰冷的目光深入骨髓，寒彻天地。
岁月才是这世间最无情的杀手，它从来不会放过谁。本始六年，霍光去世，昔日的阴霾一朝散尽，皇帝陛下迅速重建每四年更换年号的制度，改元地节，追改之前的本始年号，用隐晦的方式昭告天下，属于陛下的时代已经开始。
“我可不能学霍光那样嚣张跋扈，触怒天威。”魏相在心底里想到：“陛下乃是圣明之君，我当好好地伺侯他。”
第二天，他便进宫向皇帝呈上了几个年号备选，刘病已看了看，选了一个“元康”，让他下去着手准备。
刘病已取的这个年号，乃是取“元气康复”之义，与他准备中兴大汉的志向隐隐相对，更重要的是，终于可以告别那段名为本始的时光，那确是刘病已心底里隐藏得最深处的悲怆岁月。
刘病已不禁“浮想联翩”：“也许就一直把元康这个年号用下去，有朕这个穿越者皇帝在，元康十年，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吧，还真的有点小期待呢。”
刘病已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年号常被视为政权的象征和标志，与政权有直接的联系。使用或不使用某个年号，实际也成为衡量和判定是否承认该政权的标准。
清军入关前，崇祯皇帝就已自缢身亡。但被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是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个年号——崇祯。
一共被朝鲜使用了265 年。是什么原因导致朝鲜在明朝灭亡后，依旧使用崇祯年号数百年呢？
原来，明朝灭亡之时，朝鲜李氏王国鉴于清廷军事和政治上的胁迫，被迫“俯首称臣”，成为清朝的藩属国。虽然换了新主子，朝鲜王室却对满清政权不大“感冒”，相反更加怀念旧主。
受清朝统治，使用什么年号纪年，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对此，不忘故主的朝鲜王室表现的有些“阳奉阴违”，除了对清廷的公文贺表使用清朝皇帝年号外，其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地方官使用的疏章、笺文也如此。
据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记载，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中，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其刻书所用年号则标以“崇祯后××年”。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刘病已继续看书，看着看着，他的眉毛皱了起来，他放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