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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长安的运输太过艰难，还要选它做首都就有点陈腐了。
而此时的长安和关中，尚没有从三十年前造城极大破坏的陕甘回变中完全恢复过来，其自然基础条件更无法与汉唐时代相比，即使迁都也只能是纸上的规划。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面爆发的战争让长安又一次进入了中央政府的视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决议设立长安为西京，由行政院直辖，随时准备接替危险的南京。即使在确定了重庆为陪都之后，西京的地位也仍然持续了五年。长安差一点又看到了成为首都的希望。
然而客观地看，丢掉了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的国民政府，其实已经不具备控制全国的能力。在占据中国东部的日本面前，国民政府更像是一个偏安西部的地方政权。而长安唯有在这种地理范围内，才具有足够的统治力。
再加上这是战争年代，长安的军事防御特性能再次起到作用，才会有这么一次让人激动的历史变迁。一旦中日战争的警报解除，长安仍然会失去竞争首都的资格。
长安城在刘病已看来，从大格局和小格局来看，都是一座适于防守的城市——天险足够多，周边的农业水平又足够高。但是这是在古典时代，刘病已的规划中，运输与商业占据逐渐会占据经济生活的主体，位置较偏的长安则丧失了全国性的统治力。尽管和后世的一些特殊时期一样，它仍然能肩负起特殊的责任，可长期稳定地做一个帝都已经不再现实。
第五百八十五章 农牧分界线（）
宣室殿内，刘病已看着魏相等一批主要心腹，公布了他对来年的计划利用中原各地的流民，在十年内兴建从吴郡通往洛阳，并连接涿郡的运河网，以加强南北的联系，同时迁徙一批流民前往江南开发。
对于天子宏大的运河计划，众人都是颇为吃惊，不过很快他们就开始切实地考虑起这桩工程的利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曾经调集民夫开挖自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到入淮的运河‘邗沟’，以方便运输后勤补给，至今仍是帝国漕运体系中很重要的一段。
从帝国统治的基础来看，整个大运河一旦建成，将大幅减轻各地粮食运送往京师的损耗，同时也有利于帝国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天子命人从日南寻回的野稻在司隶一带适宜种植的地方播种后，虽然没有达到一年三熟，但是一年二熟却做到了，而根据在日南郡呆了一年的那些官吏讲解，这是因为气候和地理的差异所造成的，如果是在荆州和扬州等江南地区播种的话，完全可以做到一年三熟。
魏相等人心里明白，如今帝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北方，人多地少，再加上土地兼并，就算国政持续好转，也是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山西能容纳的户数，人口有限，最重要的是天子请了耿寿昌等一批对地理深有研究的学者，跟他们阐述了当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提的农牧分界线问题。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区分其时的经济地理为四个地区，就是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山西和山东是以崤函相互区分的，自战国时起就是秦国和山东诸侯分界处。长江为天下大川，而江南和黄河左近一带自然不同，故皆特列为一区。龙门碣石以北是指由碣石山下划一条界线，西南行经过涿郡和太原等地，再横过吕梁山南段，直至龙门山下。
这四个经济地区各有其特殊的物产，显示其与其他地区的差异。龙门碣石以北的物产为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些都是畜牧地区的产物，与其南的农耕地区不同，因而自碣石至于龙门之间的界线被司马迁定为农牧地区的分界线。
高祖皇帝建国之初直到孝武皇帝北击匈奴，向西北开辟疆土前，龙门碣石以北都是畜牧为主，而那时黄河之水仍是清水，在此之后，帝国开始大肆开发沿边八郡，将黄土高原地区全变成了肥沃的农耕区，进而导致水土流失，发生水患，波及下游地区。现在天子对移民数量加以控制，便是不希望重蹈覆辙。
整个黄土高原适宜耕种的东南以及南部等水利设施完备的一带将重新作为农耕区恢复，但是以西，天子将其作为畜牧区保留，同时作为帝国的军马场。
魏相等人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才意识到没有完全开发的南方对帝国的重要性，他们可以想象当南方适宜种植水稻的土地开辟成良田以后，配合运河网，将使帝国南北得到互补。
想到这里，魏相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庞大的运河计划，而耿寿昌等一批少壮派官僚也是双手赞同，只不过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开发的南方将为帝国提供扩张的资本。
刘病已此时提出修建运河和开发南方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天不解决流民问题，他就难以腾出手来进行雄心勃勃的进取计划，帝国的根本矛盾就是人口增加带来的，荆州和扬州占据了帝国将近一半的疆土，可是容纳的人口却只有四分之一，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数字。
刘病已这个穿越者知道在原来的历史轨迹中，这种人口压力最后导致了内战这种极端方式进行减压，虽然促成了对南方的开发，但是接着的外族入侵所导致的大屠杀和南北对抗，使得整个汉民族失去了四个世纪的发展时间，同时造成了文明大幅度的倒退，几乎亡国灭种。
因此人口压力是刘病已现在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但是同样也是一个机会，为数众多的流民，只要能保证他们的口粮，他们就是最好的劳动力，正好可以用来进行大型工程的建设，同时向南方移民进行开发。
魏相等人也很快想到了这一点，因此摆在整个帝国统治层面前的就是具体的细节问题，从运河工程的规划，流民的组织，以及向南方移民，都需要大量精通地理水利，农业技术的官吏。总之这个十年计划牵扯到的地方太多，这也让这些传统的士人官僚，第一次正视被儒家学说称做贱业的这些学问。
秋末的这次帝国核心决策层的聚会，只是刘病已为了统一意见而进行的，而接下来整个冬季，空闲的帝国官僚和士人们开始为这个庞大的计划忙碌，这时候一大批的未来精英开始“崭露头角”，太学生中术业有专攻的一批精于地理水利的人一起规划整个计划。
“不对，这一段错了！”太学内，汇聚了一大批精于水利的学者和专攻机关学的成员，在耿寿昌这个学惯百家的大师指点下，对整个大运河的工程进行规划，对于河道的选择，和工程段的划分，这些学者进行着剧烈的争论，他们中最忙碌的要数耿寿昌这个大师，他同时领着数个小组，大凡涉及到整个工程的各方面他都参与了进去。
随着十年大运河计划，整个太学里，还在学习的太学生都是开始格外重视那些“经世致用“的学问，比如地理水利，土木机关，再加上刘病已发下的诏令里表示对参与到大运河计划里的太学生会加以褒赏，那些以名利为目标的寒门学生几乎是一股脑地转向了各种杂学
而那些平时就对经学不怎么上心，而是喜欢那些“奇淫巧技“的世家子弟，更是打着皇帝的旗号，”明正言顺“地研究起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这时士人中争论了两年的关于原本鄙薄的技艺有了结论，至少大部分士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工匠，方技，农林等学说的确有益国家。
第五百八十六章 光荣与骄傲（）
不过他们还是强调了儒学的重要，对此刘病已也并不反对，而是下诏将儒学作为太学的基础课程，太学生每天必须抽出一个时辰学习儒术。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接五大水系———黄河、长江、海河、淮河、钱塘江。运河的开通，使得“商旅往返，船乘不绝”。
沿着运河，江都、余杭、涿郡等繁荣的城市如同一串珍珠，嵌在一条发光的长带上。而洛阳是其中一颗最大的明珠，闪耀在帝国的中心。
整个漕运系统以洛水为中枢，南北两岸处处通渠：北岸有漕渠、瀍水、泄城渠，南岸有通济渠、运渠、分渠，还南引伊水与运渠相通。
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四段运河中，除邗沟与江南河的衔接点在京口以外，其他三段的中心衔接点都在洛口。洛阳南可通黄河再入大运河直达杭州；北抵涿郡；东至大海；西到长安，成为全国水运中心。
洛阳成为全国以粮食为主的货物转运与仓储中心，是全国粮食的储藏中心，大约全国一半的粮食都集中在这里。
刘病已为了平抑物价、抑制商人过度暴利，为了防止高利贷和改善国家财政，下诏实行五都六埂ü‘，即管，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并以首都和五个陪都作为商业管理中心。即在首都长安之外，以洛阳、邯郸、临淄、江陵、成都为陪都，以它们为中心，对全国实行商业管理。
邯郸、临淄早在战国时代就为天下名城，成都也素有”天府之国“之称，众大臣不解的是江陵为何也被刘病已视为陪都。
”江陵位于长江中游，古云梦泽的近旁，‘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北依汉水，南临长江，西控巴蜀，古称“七省通衢”，是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两个不同经济区物资交流中心。春秋时就成为中国南方最大、最繁华的都会。“
刘病已指着沙盘，“侃侃而谈”道：”而且，该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其物产丰富，在三代之前，即已普遍种植稻谷。楚国曾开凿扬水运河，使江陵成为沟通江、汉的主要通道。“
众臣听到皇帝陛下”引经具典“，“出口成章”，连连点头称是。
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江陵、成都等六座都城设置五均司市司，最高长官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进行具体管理。
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