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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恋属大逆不道。
“我们认为，你应当接管情报局，”乌布利希说。这个“我们”来头不小。确切地说，它是指中央领导人。他既没问我是否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也没征求我对此事的意见。我毫无精神准备。当时我年仅20多岁，在党内地位并不高。我问乌布利希，外国情报局归党内哪位领导人负责。他让我直接向他汇报。
不到一刻钟，我又走在了大街上，脑袋里却仍是一片混乱。回到办公室，看到阿克曼下台后担任代理局长的施塔尔曼正在等我。我内心忐忑不安，不知他对这项任命会如何反应。像他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难道会心甘情愿地把权力让给一个飞黄腾达的毛头小伙子？没想到，他笑容可掬，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他打开保险柜，取出里面不多的几份文件递给我。研究文件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却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施塔尔曼把一串钥匙顺着桌面推给我，说：“没我事了。祝你好运！需要我帮忙，尽管说！”我赶忙出去买了套西装，准备第一天上任时穿。想到马上要坐到这张巨大的写字台后面，内心不禁喜滋滋的。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为什么挑选只有一年零四个月情报工作经验的我担任这一职务。不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刚刚成立，它的各级官员只能边干边学了。阿克曼显然推荐了我接替他。我的家庭背景以及与苏联干丝万缕的联系肯定也起了很大作用。有时有人问我，为什么我心甘情愿在一个镇压机构工作。首先，我并不认为情报局是镇压机器的一部分。其次，我的责任感，党的纪律以及冷战时期的需要也决定了我不可能拒绝这项任命。
50年代西方动辄指责我们不可能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理由是我们经历过莫斯科的大清洗，可以察觉出种种迹象。此话差矣。当年在莫斯科的生活经历恰恰产生了与此相反的效果。我们始终觉得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乃出于不得已。面对凶恶的敌人，他不能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二三十年代苏联国内冤假错案波及面之广，我们一直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以后捍卫苏联在东欧国家的战略地位时，我们无法识别种种谎言和狭隘的报复行为。
鉴于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处心积虑地阻挠我们在德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这一方为了实现宏伟理想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暧昧的做法。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不停地找出新的理由为自己的这种行为做辩解，1989年才从梦中恍然惊醒。有些人称我们的制度建立在弥天大谎之上。我仍无法接受他们对我们说三道四。但我不能不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制度是建立在种种托辞之上的。
我接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后，乌布利希直接领导我们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1953年春天时，我们局已归威廉。蔡瑟领导。蔡瑟是政治局委员，兼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他阅历丰富，是一位受尊敬的东德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曾在中国执行过秘密使命。西班牙内战时，他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旅长。我们俩配合得很好。换言之，他放手让我开展工作。每周他只给我一小时汇报工作。还没等我讲到存在的问题，时间就到了。他笃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正在主持编辑新德语版列宁选集。他更愿意讨论这部选集的翻译问题，而不是听我汇报。他的写字台上通常堆放着这套选集的翻译手稿，而不是我们递交的情报。
1953年的复活节刚过去不久，我上任后的第一场大祸从天而降。我们局内经济情报处的官员克劳斯叛逃西德，成了第一个叛逃的东德情报官员。这件事后来被称为火山事件。我个人受到沉重打击。我由此意识到，新组建不久的外国情报局的安全还远远没有得到保障。不仅如此，克劳斯选择了一个假日周末叛逃，一连几天都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踪。西德反谍报机构因而有足够的时间从他那里了解到他掌握的潜伏在西德境内的东德间谍的一切情况，并动手将他们逮捕。而我们仍未意识到他们处境危险，更不要说想办法营救他们了。西德副总理弗朗茨。布吕歇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根据克劳斯提供的情况，西德一共逮捕了35名间谍。他这是夸大其词。我们决不会允许任何情报官员了解我们在一个敌国内如此多的间谍的真实身份。原来西德反谍报机构为目己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手舞足蹈，极度亢奋中误捕了一些无辜的商人。这些商人与东德有生意往来，可根本不是什么间谍。
克劳斯的背叛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至少6名卓有成效的间谍落入敌手，包括桑代克。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纪录片制片人，在这一职业的掩护下为我们搜集情报。桑代克出身于显赫的汉莎家族。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我们试图打入汉堡有权势的政治经济圈子里。克劳斯叛逃时他并不在西德，而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一个小圈套使他落了网。西德反谍报机构给他拍了一份通知他姨妈病重的电报。他一回到西德即遭逮捕。所幸的是，西德拿不出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只好将他释放。他回到东德，在我们这一边重新操起了拍电影的老本行。蔡瑟温和地责备了我一句：“米沙，你还太嫩了点。”
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彻底整顿了情报局。物色合适可靠的人选是一件费力耗钱的事。调查这些人选的政治可靠程度、社会关系和性格需要时间。我们寻找的是有政治觉悟的青年，信仰社会主义，愿意为祖国和我们的事业献身。至于潜伏的间谍人选在西德是否有亲戚我们并不在乎。这同总部工作人员的征聘政策完全不同。后者绝对不能有任何海外关系。实际上，未来的间谍在西德有亲戚不是坏事。他们可以借此直接进入联邦德国，无需经过难民营。
管一个间谍的训练由以后直接管他的人亲自负责。如果要搜集的情报涉及科技方面，还要对他进行特别培训。在西德潜伏下来后，我们的间谍一般先找一份体力活悄然干上一段，为以后在西德寻求职业上的更大发展做铺垫。因此，我们更喜欢会一门手艺或在某一领域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候选人。几乎所有早期移居到国外的学生和年轻科学家都在研究机构或我们感兴趣的公司里找到了工作，如在干利希、卡尔斯鲁厄和汉堡的联邦政府核研究所，以及法兰克福的美国人建立的巴特利研究所。德国最大的电子公司西门子、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国分公司，以及德国大化学公司巴斯福、赫希斯特和拜尔。考虑到一旦反对德国军事化的浪潮过去之后，西德的武器制造商早晚会恢复军工生产，因此在梅塞施米特和伯尔科这样的公司里也安插了人。
我们的人有的打入了绝密部门，有的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级主管。我们还利用两个德国的科学家之间的官方和私人交往开展工作。当时的环境对我们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很有利。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两个德国的科学家对原子弹及生物化学武器的危险忧心忡忡。这些二次大战期间参与了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对原子弹产生的后果深感震动。这批人尤其是我方间谍的重点发展目标。
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引发了克里姆林宫内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东欧各国领导层内人人自危。我和众多崇拜斯大林的人一样，听到这个消息后无比悲痛，同时也感到迷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他的指引下生活。现在他不在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实在难以想象。
乌布利希把宝押在斯大林身边的极端保守分子身上，以为他们会在这场权利角逐中获胜。为讨好新的苏共领导人，他顽固地推行他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即高税收，紧通货的政策。这一政策窒息了小企业的发展，并把个体企业者推向破产。突然发起的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还给大农场和农业企业造成了损害。宗教活动进一步受到限制。
以上政策遭到激烈的抵制。农民和小生产者要么消极怠工，要么根本停工不干。1952年12月，东德总理奥托。格罗提握警告说，国家将面临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短缺。然而乌布利希对此置若罔闻。他是透过正统的斯大林理论的有色眼镜看待对他的计划的抵制的。根据这一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变革的不断深化，阶级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1953年春天，政府下令工厂、重型企业、建筑行业的生产指标上调百分之十。与此同时，还大幅度提高了基本食品价格。东德人民对上面强行规定的增产涨价措施忍无可忍，公开在工厂和商店发泄不满。仅1953年头4个月里，就有12万多人逃离了东德。36年后的1989年，同一幕还将再次重演。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头脑僵化的东德领导人面对大出血只会空谈，或是打肿脸充胖子。当东德的工人、教师、工程师、医生和护士也加入了外逃大军后，据说乌布利希扬言：“阶级敌人走光了，我们的队伍会更纯洁。”
由于担心东德的局势动荡会导致整个东德的垮台，乌布利希又一意孤行，莫斯科于是插手干预了。当时忙于在斯大林死后的领导班子里争夺权力的贝利亚主持起草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状况的措施》。在当时那个不知改革开放为何物的时代，苏联承认东方阵营里存在问题这一点就颇不寻常。
苏联像对待顽皮的男生一样把东德共产党政治局的主要成员招到莫斯科，命令他们尽快贯彻贝利亚起草的这份文件的精神。这将意味着促进小企业的发展，放弃乌布利希的指令性经济政策，放宽他对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内部敌人”的严厉限制，例如开明的知识分子和教会。东德领导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贝利亚的如意算盘是让东德先富起来，然后再把这块肥肉转手西德，以换取西德的中立，甚至争取使它获得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