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呃锩娌亓艘惶ê焱庀呱凉庹障嗷５笔闭饫嗥鞑幕故致浜蟆Ｉ阌笆Σ坏貌还晁踉谖允蚁列〉囊鲁骼铮钡轿堇锏娜死肟拍艹隼础�
下一个难题是物色合适的妓女。我们找到一位曾任柏林警察缉捕队队长的高级官员（1945年到1949年期间，东德与西德携手打击卖淫和色情行业。）。他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尽管卖淫这一最古老的行业在我们这个清教徒的新社会里转入了地下，可他对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以及如何找到她们了如指掌。不幸的是，他把我们带到了穆拉克贷。这一带的妓女一向是柏林皮肉市场中最差的。我那时的上司干了一辈子情报工作，对这种事早已见多不怪。他打电话告诉我：“那儿的女人，一马克让你玩你都不想沾她们的边儿。”
没办法，我们只好把正统的理论置诸脑后，本能地求助于自由经济的刺激手段。在卡尔·马克思大街上的一个牛奶饮食店里，我们遇到几位更有姿色的姑娘。尽管她们白天都有一份正当的职业，但表示为了社会主义祖国，愿意晚上再干一份不那么正当的活儿。根据制定的计划，我们派一些人分散到西柏林新闻中心以及外长会议地点附近的餐馆和酒吧里，伺机邀请与会的官员或顾问共饮。如果谈得投机，便把他们领回“玛莉娜”，参加有姑娘陪伴的“小型晚会”。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然而午夜时分，我的电话突然响了。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情况”。有人要求对这些女孩进行卫生检查。结果发现其中一位并不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检点。她患有淋病。我下令将她从这次行动中除名。
西方外长会议开幕了。我们布置好了的人等得心急火燎，可没有一位客人上钩。那一年西方部长们的幕僚们品行好得不一般，因为只有一位西德记者上钩，而且还是会议结束后的那天晚上。我们的人殷勤地陪着这位客人又吃又喝。各位姑娘也各就各位。谁知杯盏交错中我们负责当晚行动的头头不小心误喝了为客人准备的搀了春药的酒。当晚安排的最后一项节目是看黄色电影。这类电影在东德当然受到禁止。不过每当我们需要时，原缉捕队队长总能给我们变出几盘来。喝了春药的这位头头看得目不转睛。而他的猎物却对电影和姑娘毫无兴趣，躲到厨房里与女佣人聊起天来。
第二天早上，那位记者是惟一头脑清醒的人。他已洞察主人的良苦用心，表示愿意为我们做事。这次行动总算有所收获，不过实在得不偿失。我们给颇为失望的女招待付了钱，打发她们回家，并严厉警告她们不得对任何人说起这次砸锅的行动。
此事后来还有一个奇怪的结局。我们派人去见这位记者时，他未露面。出来见我们的是一位叫冯·努许斯的同事。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发行量很大的西德《明镜｝）周刊工作。这种安排是他俩事先商量好的，还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策划的，我始终不得而知。努许斯倒是极为热心，说他认识部长周围的人。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不过以后许多年里他向我们提供的情报同我们通过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相符。努许斯后来当上了《快捷》画刊的总编。这份发行量很大的右翼杂志是东德的死敌。任总编期间，他继续为我们做事。
我们开始利用莱比锡贸易交易会同商界人士发展关系，并通过他们结识保守的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后者认为，与东德保持合作关系可以确保两个德国之间不致爆发全面冲突。东西德商人在莱比锡交易会上达成的交易受到西方战略物资禁运规定的严格限制。甚至像钢管这样的基本商品也在禁运之列。为了绕过这些限制，商人们很自然地彼此建立了秘密的联系方法，偷偷做非法买卖。东德党中央下属一个部，专门负责从事这类秘密商业交易。以后我们情报局接管了该部的大部分职能。我常常借用滥了的高级贸易代表或部长理事会的代表的身份去莱比锡。
我和施泰因吕克就是这么认识的。他是西德的一位钢材贸易批发商，同一些工业巨子私交很好，如奥托·冯·阿梅龙根。阿梅龙根家族拥有的钢材公司20年代初期率先与苏联做生意，并参与修建了满洲里的铁路。一次我与施泰因吕克一起吃晚饭，席间告诉他我是东德内政部的一名将军。我俩一见如故。第二天上午，在西德钢铁联合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把我作为他的同事介绍给了联合会的董事莫姆森。有施泰因吕克陪伴在我左右，这个诡秘的上层社会小集团里似乎没有一位绅士注意到我的在场，更不要说介意了。施泰因吕克的妻子韦尔哈恩出身于资本主义德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她哥哥是阿登纳的女婿。我听说后兴奋异常。她的嫂子是西德天主教会头号人物弗林斯大主教的侄女。
我与施泰因吕克的关系经历许多春秋。为了不使联系中断，我隔一段时间就请施泰因吕克吃晚饭，还为自己编造了一套关于我家庭的谎话。位于劳赫凡韦尔德的一栋小楼充当我的家。东德电视台一位漂亮的播音员假扮我的妻子。每次请施泰因吕克来家做客之前，都把她孩子的照片挂在墙上。随着军火交易越做越大，我与施泰因吕克的交谈也越来越有价值。70年代中期时，他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顾问，与西德空军司令来往频繁，对巴伐利亚州的政治领袖、西德国防部长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活动也有所了解。我从来没有试图发展他做间谍，也没有请他为我们搞情报，虽然他应该可以猜到我是干什么的，如果不是我的真实身份的话。我俩之间最后断绝关系完全是我不留意造成的。起因是施泰因吕克的朋友鲍尔。
鲍尔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商人。他用西德的动物脂肪换取东德劳西茨地区产的毛皮。干这一行当似乎很难发大财，而鲍尔显然很富有。我们的怀疑不无道理。1945年前的某个时候，他曾在弗利克工业集团担任过高级职务。弗利克集团战前拥有利润颇丰的劳西茨褐煤产区。我们找到了一张他在一次教会活动中与阿登纳站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同他平时寒酸的小商人形象判若两人。我们怀疑，他的背后是希望德国有一天统一的西德大工业家。他的真正使命是替他们先在东德站住脚。根据东德的刑法，他的行为既属于特务活动，又是颠覆行为。我于是有了退鲍尔就范的砝码。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我知道他同一个名叫汉斯·吉努斯的人是密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努斯曾在德国中产阶级抵抗运动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之间穿针引线。掌握了这一情况后，我决定与鲍尔全面摊牌。我约他在东柏林一家专门招待政府贵宾的约翰尼斯霍夫大饭店见面。鲍尔长得又矮又胖，穿一件旧西装，简直难以想象此人是个圆滑的间谍。施泰因吕克显然很欣赏自己新扮演的中间人角色。见面前他告诉鲍尔，我是内政部主管经济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我与鲍尔的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其间我打出了一张又一张牌，但一无所获。无论问到什么问题，他都对答如流。面对我的步步紧逼，他从容不迫。甚至当我揭他的老底，告诉他我们知道他与美国人有联系时，他仍然丝毫方寸不乱。这是我手里握有的最后一张王牌，然而却完全失效了。
这个不修边幅的商人原来是只老狐狸。我这个年轻气盛的情报官远远不是他的对手。由于他与上层社会关系很深，我们不便对他进行讹诈。通过这件事我吸取了一条有益的教训：一名情报人员切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
我对鲍尔真实身份的推测很快得到了验证。下一次与施泰因吕克见面的日子到来时，他没有露面。美国情报机构对他进行了极不客气的盘问，并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警告他以后不要再与我保持联系。施泰因吕克认真记取了这一告诫。以后的岁月里，他继续加深与德国和美国武器商的关系。当初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也恰恰在于此。
由于我的冒失，结果失去了一个宝贵的关系。施泰因吕克本来可以继续心照不宣地为我们做事。我们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逐渐改进了收买人的方法。我们认识到，劝说有可能为我们搞情报的人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是不明智的。不少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愿意与一个敌国的情报机构打交道。若要将这种关系明朗化，他们则会避而远之。他们其实更喜欢一种含糊不清的关系。我告诫过手下的人：如果你觉得对方的回答会是否定的，最好别问。切忌用官僚机构的繁文礼节来束缚活人。多年来，我们逐渐废除了苏联祖师爷热衷搞的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并取得很好的成效。
我们还想方设法打入克虏伯这个庞大的军火工业王国并试图争取洪德豪森的同情。洪德豪森是克虏伯厂的董事会成员，喜爱艺术。他似乎比他的其他同事更了解东德。对波恩政府压制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的立场他曾提出过批评。然而我们很快看清了他的意图，他同我们拉关系仅仅是为了替克虏伯捞取好处。
在一次讨论德国统一问题的大会上，我们与维德曼不期而遇。维德曼是德国统一的积极鼓吹者，也是维尔特（魏玛共和国期间曾任参赞）的一位老朋友。维德曼表示，光在口头上反对加强华盛顿与波恩的联盟还不够，并暗示我们资助他在波恩开个公司。我听后十分欣喜，于是和他签了一个合同，其中规定了公司上缴给我们的赢余部分。对我们情报局来说，涉足风险资本投资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在我们的资助下，维德曼成立了向固定工资收入劳动者提供经济援助事务所。这是一个游说团体可以在政府各部门和其雇员中开展活动。通过这一渠道，我们与鲁道夫·克里勒搭上了线。克里勒是西德总理府内一个部门的头头，负责防务政策和军事联盟问题。这位极有权势的官员经常光顾我们这家事务所，开怀畅饮莱茵地区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