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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本人反对纳粹。在参加了一次纪念1944年7月20日反对希特勒的未遂政变十周年纪念活动后，他从西柏林消失了。失踪前，有人最后看到他与一位老相识，妇科科学家沃尔格穆特博士在一起。1954年7月ZI日，他在柏林郊区的苏联军事基地再次露面。有证据表明，他俩同乘沃尔格穆特的车到了东柏林。
西德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指责共产党情报组织蓄意挑衅，绑架了约翰。说来也巧，正当波恩政府发言人宣称约翰不是自愿离开联邦德国的时候，这位情报头子却在东德广播电台上斩钉截铁地说，他来东德完全是自愿的，因为阿登纳已沦为美国人的工具。美国人“出于与东德士兵打仗的需要，拥抱那些丝毫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吸取教训的人。这些人正在等待时机，为1945年的失败复仇”。他还披露说，西德情报网使用的人主要是纳粹分子。这番话出自他的口极有分量。
然而，和冷战白热化时期发生的许多事件一样，这件事也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下面我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一怪诞事件的始末首次公之于众。 约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是解开这一疑团的关键。战时他参加了纳粹反谍报机构内一个密谋暗杀希特勒的抵抗小团体。通过别人的引见，他结识了后来暗杀希特勒未遂的冯·施陶芬贝格。他接到的任务是弄清如果预谋者干掉希特勒的话，盟国是否可以接受他们的求和。约翰当时在中立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为德国的商业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工作。他与当地的美国大使馆，特别是与美国武官霍恩撒尔上校搭上了线。霍恩撒尔上校在艾森豪威尔司令部最高层有熟人。约翰还通过英国驻里斯本大使馆向英国传递口信，寻求它的支持。
许多年后，约翰告诉我，他认为金·菲尔比扣压了他的口信。菲尔比是克格勃安插在英国情报机构里的一名鼹鼠，当时正权极一时。俄国人坚决反对德国国内的反希特勒人士与西方盟国达成的任何交易，担心保守势力推翻希特勒后会团结一致抗击俄国。“我交给菲尔比的文件一定被他塞到卷宗里什么地方了，”约翰对我说。“伦敦八成根本没看到过这些文件。”此时菲尔比早已作古。
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流产后，密谋小组的成员受到残酷的捕杀。约翰设法从马德里经里斯本逃到英国。记者德尔默收留了他，在自己的广播公司里的评估部门给他找了份工作。战后，在审判冯·布劳希奇、冯·伦德施泰特和冯·曼施泰因三位德国陆军元帅时，约翰向英国提供的证据还被作为参考。考虑到这一背景，他被任命为位于英占区科隆市的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就不足为奇了。
约翰与美国人扶植上来的外国情报局首脑，前纳粹分子格伦和阿登纳身边的其他纳粹分子决算不上是天然盟友，与阿登纳本人也是貌合神离。阿登纳和许多西德保守派人士一样，认为斯道芬伯格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是冒险主义。约翰本来想在新组建的外交部里任职。后来他告诉我，去外交部根本不会有任何出路。那里到处是当年围着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转的外交官。更刺痛他的是，格伦的副手拉特克被调到了反谍报机构，显然是为了监视他。1954年时，他已感到不堪忍受。因此7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在东德露面被人看做是叛逃显得顺理成章。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比这古怪离奇百倍。约翰压根儿就没想叛逃。身为苏联间谍的沃尔格穆特博士决定趁他的朋友情绪低落时把他诱骗到东德。我的克格勃同事发誓打赌说，他们没有授意沃尔格穆特这样做。但我可以想象沃尔格穆特对自己的联络官说：“我可以把约翰拉过来。”这位苏联情报军官听到后一定半信半疑说：“好啊。你把他领到这儿我才相信。”
有一点确凿无疑。最后见到约翰的人讲，他看见约翰坐在沃尔格穆特的汽车里，深更半夜穿过边境进入东柏林。经过调查这一点已得到证实。我猜测约翰要么喝得迷迷糊糊，要么喝了他的朋友下的迷魂药。有人看到他俩那天晚上醉醺醺地钻进一个又一个夜总会，为怀念死去的抵抗运动朋友狂饮。等这位身不由己的旅客一觉醒来时，发现已身陷苏联军营。这对西德反谍报首脑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我想苏联人这一惊吃得也不比约翰小。因为他们叫来了克格勃驻柏林站站长皮托夫拉诺夫将军，还有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下面的新闻委员会的代表图尔加里诺夫，共同商量怎样最大地利用他的价值。约翰深知，他已铸成大错。如今攥在了苏联人的手心里，返回西德只有死路一条。不仅丢官，还要坐牢。
约翰公开露面给西德反谍报机构造成的震动逐渐平息下来后，苏联人和以往一样，把损坏了的物品当包袱甩给了我们。约翰当时神情恍惚。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给他找一些朋友，从而可以使他得到安慰。我们介绍他认识了东柏林市首席建筑师亨泽尔曼，还有我在柏林广播电台时的熟人吉努斯。吉努斯也认识约翰在反纳粹抵抗运动里的一些老熟人。国家安全部为他提供了保镖，以防西德情报机构把他绑架回西德。可这些保镖未尽到职责。约翰来到东德17个月后，和来时一样又一次悄然无声地消失了。一次他去洪堡大学开会，中途离开会场去见一位叫亨里克森的丹麦记者。俩人钻进亨里克森的汽车，穿过伯兰登堡大门一溜烟地开回了西德。
此事发生在1955年。37年后，1992年4月的一天，我与83岁的约翰坐在一家餐馆里。隔窗眺望，当年他逃离东德的地点洪堡大学一带就在眼前。回到西德后，他因背叛国家罪被判处4年徒刑。他说起此事仍然怒不可遏。实际上，他只服了18个月的刑。这表明西德并不能确定他犯罪的严重程度。至于“叛逃”到东德一事，他告诉我说：“我当时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已在苏联军营。我从来没想过去东德。”约翰说他在东柏林始终过不惯。一年后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设法找人帮他逃回西德。
这些名噪一时的叛逃到东德的人员到头来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不错，由于一名西德叛逃人员的揭露，阿登纳不得不承认他正在考虑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昔日纳粹分子在波恩政府内卷土重来的内幕经过大庭广众之下的曝光也上升为西德政坛上讨论的问题。然而，西德还是很快加人了北约组织。我们阻止西德加入西方联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甚至连延缓它的加入都未能做到。
第六章 启蒙老师赫鲁晓夫
和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多数人一样，许多年后我才破除了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崇拜。觉醒的起因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世界上流传最广的秘密讲话。我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很难说清开始于哪一天。50年代初，东德出现了不祥的气候。我对一向信奉的意识形态开始产生怀疑。思想上的转变大概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但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共产党员一样，真正动摇我长期形成的世界观的事件还是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这篇讲话。在此以后，我们虽然仍可以称自己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再也不能说自己纯洁无暇了。
直到1956年2月，我的办公室里仍高高悬挂着斯大林的画像。照片上的他正在点燃烟斗，一副慈父的样子。2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收到厚厚一摞西方报纸。我一直阅读《纽约时报》和巴黎版《国际先驱论坛报》，借此了解美国思想动态。此外，我还阅读许多西德报刊杂志，包括《图片报》。这份小报虽然在报道上哗众取宠，可它透露的西德情报机构的内部消息常常比一些大报还要多。伦敦的《泰晤士报》和法国的《世界报》也是我浏览的对象。阅览全世界各地的报纸是我这份工作的一个特权。东德禁止西方报刊的发行，表面理由是它们里面含有鼓吹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内容。真正的理由是，政治局成员心里清楚，西方报纸对铁幕后面生活的报道往往过于真实，令他们感到不舒服。
在苏共二十大上，赢得了斯大林死后一场血腥权力斗争的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并揭露：1934年苏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98名被逮捕处决。1936名七大代表中，一半以上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其中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幼年时，父母曾庄严地向我们讲述过苏共七大的经过。赫鲁晓夫最后指出，斯大林的残酷镇压违反了一切革命准则。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提法。在此之前，我们已习惯于粉饰工作上哪怕是最微小的缺点。今天，这一制度的僵尸已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任人解剖。我们可能会觉得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语言不够鲜明全面。但在当时，我们仿佛挨了当头一棒。看完西方报纸上全文登载的这篇讲话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斯大林的画像从墙上取下来，一脚踢到角落里。我对这篇讲话的内容并非完全没有精神准备。昔日在苏联我对大清洗多有耳闻目染。然而得以窥见斯大林罪孽之深令人极为痛苦，好比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宣誓献身的这一制度怀有的疑虑一瞬间成了现实。
通过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和人们之间的奔走相告，赫鲁晓夫富有爆炸性的讲话在东欧各国不胫而走，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好似火上浇油。10月至11月的匈牙利起义即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直接后果。匈牙利的改革派领袖是纳吉。1943年到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