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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混凝土对策
许多年后，当后人把冷战看做是庞大帝国之间的一场冲突时，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史书中只是一个脚注时，我的国家恐怕将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人民外逃的墙这一事实名留史册。柏林墙不仅将一座名城一分为二，还划分出争夺人类未来的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耸立的柏林场成了战后欧洲分裂，乃至冷战本身的残酷与荒诞的最强大象征。
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13日。此后，我一直在这堵墙后面生活和工作，致力于保卫和完善修建了柏林墙的这一制度。在我的眼里，这堵墙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虚弱的表现。只有一个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坚定信心的制度才能做到把一个大都市分隔成两半，在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只有像我们这样虚弱和有着根本缺陷的制度才会有这样做的必要。
1989年11月9日晚上，我打开电视，听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国外旅行的消息。电视屏幕上，首批东德人正在络绎不绝地穿过突然开放了的边境。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末日已经来临。像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安危全系于国内稳定的国家经受不起这样的冲击。时钟仿佛一下子停摆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看着电视上播放的东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边界的无人区地带互相拥抱的画面。有的人只趿拉着一双拖鞋，好像在睡梦中间人这一即将决定德国乃至欧洲命运的不寻常之夜。
当然，东西德边界从来没有完全关闭过。对于因公旅行的东德人，它是敞开的。这些东德人首先需要经过审查，获得“出差干部”的资格。也就是说，他们政治上是可靠的，在西德没有直系亲属，而且接触不到任何东德的机密。70年代，随着两德关系的改善，东德放宽了出国旅行的限制，允许退休人员出国。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合乎逻辑，甚至可以说是玩世不恭的考虑：倘若退休人员滞留西德不归，东德经济上不仅不会受到什么损失，反而还可以因此少付一笔养老金。毋需赘言，我们在国外的间谍以及给他们捎信的联络员也可以持伪造证件自由进出东德。
普通老百姓对可以出国的人极为羡慕。在这个没有旅游者的国度，人民极其渴望有旅行的机会。出身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多数大学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的评论员对共产党国家的特权阶层成员说东道西时常常把这一点置之脑后。尽管我有种种特权，却从未有幸光顾过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或是卢浮宫。所有东德人的生活经历都很狭窄，虽然我比别人见的世面多一些。由于情报工作这一行的需要，我先后去过东非，荒漠的西伯利亚，黑海海滨，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有亚热带气候的风和日丽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错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车和一个私人司机，还可以应东欧集团内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邀请去这些国家度假。但所有这一切总是和我的工作与职务连在一起。到头来，我对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样茫然无知。
虽然我们连西方普通殷实之家所享有的舒适和自由都没有，但我个人远不至于和普通东德老百姓一样忍受物质生活的匮乏。我们从苏联人那里继承了一套特权阶层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这一制度始于1945年。当时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其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们称为定量供应。以后这种做法形成了一套制度。一个叫“平安”的商店专门提供这类商品，它的店员后来增至5000余人。通过以外贸部为首的一个关系网，我们享受着种种特殊待遇。这套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证国家高级官员可以得到比本国生产的常常是质量低劣的商品更多的东西。这套分配制度等级分明。政治局成员有供应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们挑剩下的东西给我们情报部门，然后再是其他部委和贸易机构。这一切实行起来十分简单。高级官员的日子为此过得很舒适。面对这些特权的诱惑，我没有力量说不。多年后，学生质问我时，我老实承认了这一点。学生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因为他们理解这些特权给人带来的难以抵制的诱惑。不用说，如果我政治上失势的话，这些特权一夜之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我享有种种特权，去过一些奇乡异国，平常过的却是一个官僚的生活，一个为我的政治主子服务的仆人。最初，我们和苏联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一样晚上工作。这是斯大林的工作时间。斯大林死后，米尔克改为白天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常常到晚上10点才下班。不过后来我觉得，他假装呆在办公室，其实人在其他地方。情报局内有些人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令我羡慕不已。他们执行特殊任务时自由自在，工作时间可以自由掌握。而我每天都要跟着上司的工作时间表转。
我每天早上6点30分到7点之间起床，然后跑步，做操活动活动后背。年轻时我就有背痛的毛病。8点15分左右到办公室。一开始我有一个司机，一个秘书。后来增为两个秘书，一个私人助理。我办公室的几位工作人员关系非常密切，很少有人事变动。我的私人秘书1954年到我身边工作，当时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刚3年。他跟了我33年，直到我退休。 每天上班后我首先阅览重要文件，各科室负责人呈上的报告，有时还有间谍提供的材料。在任的最后10年里，由于文件流量太大，我改为阅读分析处为我准备的一份概要，其中包括机密材料，要闻和各新闻社的报道。
外国情报局下属大约20个处，分别主管以下事务：安插在西德政府各部门、政党、工会、教会和其他机构里的间谍及他们提供的情报；军事情报；美国、墨西哥和世界其他地区；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总部；反谍报；散布假情报；从西德搜集科学和经济情报；窃取基础工业、电子和科学仪器工业以及航空航天工业的技术情报；各国大使馆；边防；培训翻译等。此外，还有一个处专门负责分析评估来自以上各部门的原始情报。
每周4至5天，我分别召见几位副手以及我个人直接管的各处处长，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情况以及重要的活动。每份呈送给领导人的报告我都要过目。米尔克并不修改我的报告，但有些报告被他扣压下来，没有送昂纳克，理由是：“上面看到这些报告不会太高兴。”通常我在位于利希藤贝格区诺曼大街上的国家安全部办公大楼的院子里与几位副局长和局党委书记共进午餐，利用吃饭时间交换情报，互通消息。即使是在戒备森严的国家安全部大楼内，我们提及间谍时，包括国外大使馆里的“合法”人员，也只用他们的化名，以防他们的真实身份泄露出去，陷于更大的危险。
我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极其乏味。情报这一行说到底其实十分枯燥，从浩如烟海的杂乱无章的情报中筛选来筛选去，只为了找到一粒使人开窍的宝石或是有启发意义的线索。为了换换口味，我坚持亲自掌管10到12名间谍。据我所知，世界上各大情报机构首脑中，这样做的人只有我一个。我得以不时地溜出国家安全部大楼，去位于柏林郊区的安全据点或德累斯顿和其他地方与这些间谍会面。我个人更喜欢是后者，因为外地更不容易遇到西德人。
遇到意外事件，尤其是我们在国外的间谍被捕时，以上工作习惯自然被打断。通常我们先从新闻中得到消息。由于新闻报道有时会把一名间谍的名字搞错，我们必须查明被逮捕的人到底是我们的间谍还是其他国家的间谍。有时，某个处的处长会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不幸的消息，特别是有人叛逃时。平时我们已养成了习惯，遇到这种事时一步步分析出事的原因，力图避免自乱阵脚。应付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追问已经够让人胆战心惊的了。
有人被逮捕或叛逃后，当务之急是弄清还有谁会因此陷入险境，而不是追究责任。我们会立即用密码发报给间谍，通知他们情况紧急。鉴于间谍不可能每天都打开收音机听广播，有时甚至有必要直接给他们的家打电话，用暗语报警。例如，如果一位间谍是商人，暗语可以是：“下一场会不得不延期举行。”我们避免使用像“你在德累斯顿的舅母病危”这样明显的警告暗语。此外，还使用一些标记报警，如在一位间谍每天经过的一颗树上钉个钉子，或是在一个邮筒上画个十字。不过这种办法不适用所有的间谍。
我担任情报局长的最后10年里，每天一般工作到晚上9点左右。每周6天，天天如此，只有星期天休息。平时没有什么社交生活，不过我尽量做到每月至少看两次话剧或听音乐会。访问友好国家的情报机构或接待他们访问东德的代表团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借此逛逛博物馆，去剧场看看戏。周末一般都在位于柏林东北方向20英里的普伦登小村的乡间别墅度过。在此其间我尽量摆脱一切公务的纠缠，过一天老百姓的日子。1985年，我在莫斯科时的童年伙伴乔治和路易斯访问柏林时，看到我在乡村自由走动，不带任何警卫，颇感意外。米尔克有一名贴身保镖。有一次还命令我也带一名，可被我想办法打发走了。我的司机出于保卫我的需要受过特殊训练，但从来不带枪。我自己的枪锁在保险柜里。
虽然我对效力的制度心存疑虑，平时过的却是一种养尊处优，位高权重的生活。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都很难放弃这一切，主张改革。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认为任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此话出自一个似乎有权有势的人之口，听上去可能有点奇怪。可我的权力只及情报局。只有这里才是我的一方小天地。
西德首任驻东德大使高斯是一位悟性极强的人，对我们的困境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由个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