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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年迈的阿登纳终于被迫辞职。他的继任人维格·艾哈德邀蒙德入阁。蒙德这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主张他的小党与保守党人的政府组成联盟。我知道蒙德同情缓和的观点，于是劝说波斯特说服他的朋友加入政府。蒙德最终同意进入内阁，任德国事务部部长。我觉得他在这个位置上更易受到我们的影响。
我们绝对不会笨拙地直接请一位部长当我们的耳目。只要他与为我们提供情报的老友和同事无话不谈，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甚至还给蒙德起了个化名，叫埃尔克。东德垮台后，像这样载有某知名人士观点的档案上起有化名的情况造成极大的混乱。人们误认为，情报局档案里有某人的化名卡片就意味着此人自愿做我们的间谍。其实有不少人处于灰色地带，只被列入消息来源而已。我们不想过于强求他们，担心这样做反而会使他们意识到不能背叛祖国，从此断绝与我们来往。
当初我们打算从西德外交部长根舍的经历中查寻是否有不利于他的材料时，也给他起了个化名，叫郁金香。1989年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根舍自幼在东德的哈雷市长大，对我们的手法比较熟悉。他猜到自己会是我们严密监视的对象，因此平时与人交往格外谨慎。我们自然查了他个底朝天，阅读了他写给哈雷老友和家人的所有信件。每次他来哈雷，均被置于监视之下。有人提出根舍在哈雷上学时曾与苏联占领当局有染后，我们彻底调查了此事。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根舍年轻时没有干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
波斯特应我们要求加入了自由民主党后不久，即向我们提出一项不寻常的请求。他想成为东德统一社会党的一名党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为此征求了熟悉党章的同事们的意见。他们告诉我，严格地讲，一个不是东德公民的人不能成为我们的正式党员。连党的西柏林支部也是作为另一个组织注的册：西柏林统一社会党。
我反驳说，对一个献身于我们事业的西德人，我们党不能拒之门外。于是破例吸收波斯特入党。经过了两年预备期的考验后，他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成为党内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百万富翁党员。我们让他看了一眼自己小小的红色党证，但没交给他，而是锁进保险柜里，留在东柏林保存。他显得有点失望。我安慰他说：“党证可不能走哪儿带哪儿。万一你的钱包丢了，落到警察手里，发现大亨波斯特居然是一名东德共产党员那还了得！”
鉴于波斯特认识许多商界和政界要人，我们决定给他派一名联络员，这样他可以随时把情报转给我们。波斯特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间谍，也不会接受任何秘密工作的训练。联络员化名奥普蒂克，假称当年从东德逃到西德。为了不引起外人对波俾特家里住进一个陌生人的怀疑，他扮成波斯特孩子的私人教师。然而奥普蒂克远远不止是一个信使。他在波恩也有自己的关系网。此外，德国工业学院和各企业家协会里也有他的人。除了波斯特提供的情况外，他还加入补充。以后他俩提供的情报量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增派一名特工协助波斯特和奥普蒂克。
60年代初，我们开始为波斯特的安全感到担心。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私人秘书诺伊曼透露了他的秘密活动。这步失着恐怕与他天真而又傲慢的性格有关。身为腰缠万贯的企业家，雇有成干的职工，拥有数栋别墅，还有一架供他驱使的私人飞机，他以为生活就该称心如意，手下的人就该忠贞不贰。可他错了。
不过迄今为止，一切还算顺利。我和波斯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探讨如何引导产业界和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克服波恩政府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设置的障碍。根据这一主义，西德不给予任何承认东德的第三国外交承认，迫使他们两者之间必选其一。如此一来，大批国家纷纷却步，只有亲苏联的国家承认了东德。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与波斯特这样的人保持往来有点像是一条与西德接触的外交渠道，尽管西德当局并不知情。
当时西德的新闻媒体强烈反对缓和政策。波斯特建议办一份新闻杂志，促进两个德国之间的缓和。我心里直嘀咕，一个门外汉能搞起来吗？出乎我意料之外，波斯特居然办起一份电视广播报副刊，起名叫《RTV》，以此为一份发行量更大、政治上更具影响的杂志做准备。
1967年，厄运终于降临了。波斯特被他的私人秘书诺伊曼出卖。令我们震惊的是，出来为检察官作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派去的奥普蒂克。无疑，这家伙是为了自保。
波斯特被捕后，在一项声明中仍坚持认为，他与我们的合作不算背叛行为。他在这份富于戏剧色彩的声明中说：
不错，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既是德国自由民主党党员，又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党员。我捐钱给自由民主党人参加竞选的同时，又向统一社会党交纳党费。
我家在西德，去过东德讨论政治问题。难道这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可惜他的这一逻辑没能打动西德检察官。法院判他2年零9个月的徒刑。整个审判期间，波斯特始终举止安详。当问到与我的交往时，波斯特回答道：
“沃尔夫将军待人和蔼可亲，又让人觉得若即若离。他乐于开诚布公地讨论各种观点，哪怕是与官方观点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和我是一类人，身着剪裁合体的西装，谈吐风趣幽默。坦率地说，不是所有东德官员都像他那样。
以后许多年，他对我的这番描绘一再为各家报纸所引用，还附上一张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男人照片。此公当然不是我。到底是何许人，我始终不得而知。由于西德人找不到我的照片，这些报纸只好随便找个人将就一下，演出一场移花接木的把戏。
今天，波斯特摄影连锁店的霓虹灯招牌在前东德的各大城市中心忽明忽暗，和前西德领土上的其他波斯特连锁店毫无二致。我的这位朋友渴望市场经济有一天在东德领土上蓬勃发展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俩一生的悲剧在于，实现这一愿望的代价竟是我俩不同程度上所信仰的东德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
关闭边界意味着，我们情报局的工作方式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很不幸，也更加昂贵。同提供情报的人接头，间谍的往来旅费以及发展新耳目都需要外汇。而外汇却越来越难搞到手。向间谍提供技术帮助，购买侦听器材、高频无线电放大器、译码机和其他我们迅速落后于美国和西德的设备也离不开硬通货。最佳的办法是买一台最新设备，然后仿造。然而几乎所有这类设备都被列入美国人控制的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单子里。我们必须想办法通过关系搞到这些设备，又丝毫不留痕迹。此外，报销潜伏在西德的间谍的各项花费以及拉拢潜在的告密人也少不了外汇。这方面我从来不吝啬。西德人喜欢自己成为一国情报机构追逐争取的对象。出手越大方，他们越有可能受宠若惊，答应我们的要求。倘若我手下一位在西德的间谍设法结识了波恩某个政治家，外交官或商界人物并请他喝酒吃饭的话，他去的餐馆不见得很豪华或时髦，但肯定有档次，属于那种趣味高雅的有钱人去的地方。餐馆里的葡萄酒也得是上乘的。要让任何思忖是否向我们提供情报的身居要职的西德人感到，他是在与一个言而有信、财大气粗的机构打交道。我决不会像一些苏联同事那么抠门儿。他们对钱斤斤计较是出了名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
早期，我们为了应付以上各种需要四处搞外汇，并没有固定的来源。随着情报局编制的扩大，工作面也越铺越大。到了修柏林墙时，过去的筹款办法已不能满足我们的外汇需要。正是出于搞到外汇的需要，我结识了东德的金融怪才沙尔克。沙尔克身材魁梧，方下巴，宽胸脯，说起话来声如洪钟。60年代中，我的副手弗鲁克将军介绍我认识了他。弗鲁克任国家安全部庞大的东柏林司司长期间，曾与两位东德商人打过交道，一个叫戈登堡，另一个叫维施纽斯基。西德人一般以为东德没有私人企业家。其实并不然。只不过东德的私人企业家在社会上居于不显要的地位，并且受到国家的密切监视。到头来大多数商人都听命于国家安全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有限的出口赚取到的外汇始终远远不能满足它的外汇需要。戈登堡和维施纽斯基提议，东德政府允许他们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向国家上缴一定份额的利润。沙尔克当时是两德间及对外贸易部里的一位踌躇满志的官员，与两人达成了这笔交易。利润提成部分经沙尔克之手转交给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用于资助西德和其他国家的某些政治组织。然而聪明过人的沙尔克决不甘就此罢手。从60年代末起，东西德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缓和。东德领导人利用对外贸易部内负责这项工作的原班人马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机构，由沙尔克负责。该机构的任务非常简单：通过一切手段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搞到外汇。
我们需要有一个熟悉西德股票市场、金融规则和隐含条款的中间人。沙尔克无疑是最佳人选。他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与他打交道的西德商人和政要哪儿知道，沙尔克其实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