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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没被盯梢，而实际上已在敌人监视之中而翻了船。干这一行的一条基本规则是，永远不要以为你没有受到监视，哪怕是最老练的间谍也是一样。
我们的这个学生一下火车就断定有人在跟踪他。他吓出一身冷汗，可怎么也甩不掉这条尾巴。不管走到哪儿，这个穿灰大衣的人始终形影不离。到了桥上时，他已感觉有整整一群穿灰大衣的人在后面盯梢。其实当时正值流行这种样式极一般的灰大衣。可他并没因此定下心来，还是觉得每一个穿灰大衣的人都是对方的特工人员。于是他向等候在桥上的接头人员做了一个事先商定好的警告暗号，并把腋下的报纸换成某个角度，表明中止这次接头。情报也没取成。
后来，费利克斯成了潜伏在波恩的一名出色间谍。提起他的第一次砸锅，仍常令我们捧腹。然而这件事在我考核新手试用阶段期间的表现时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不是每个间谍生来就是詹姆斯·邦德（美国电影《007》中的男主角）。紧要关头，只有经验丰富、谨慎小心、有条不紊的间谍才能做到处乱不惊，对面临的危险做出明智的判断。
费利克斯利用假证件在西德安下身，开始在一家生产洗发剂和美容产品的公司做推销员，这家公司的总部在科隆。我们希望他能设法打入位于科隆的西德反情报机构（俄邦宪法保卫局）。可他经常去波恩推销产品。我们于是很快将注意力转到当时由一名前纳粹分子汉斯·格洛布克任主任的总理办公室。战后他和许多人一样，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人士和阿登纳总理的心腹，也是喊叫得最凶的反共分子。
当时，来自阿登纳圈子内的情报质量极不令人满意。我们得不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线索，甚至连了解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必不可少的内部办公使用的电话簿都没有，更不用说关于电话簿上的人的情况了。为此，我们决定改派费利克斯打探总理办公室的秘密。至于一个四处推销洗发剂的业务员如何渗透到如此戒备森严的地方，无人知晓。但出于探听阿登纳虚实的需要，加上西德政府内部情报来源少得可怜，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让费利克斯试试运气。
费利克斯本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每天下班的时候混在离总理办公大楼最近的公共车站等车的人群里，看看是否能认识什么人。几次失败后，他终于认识了一位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黑发女秘书。我们给她起了个化名，叫诺尔马。他俩成了朋友，很快发展到热恋。费利克斯借此了解到总理办公室内的一些情况。
费利克斯与诺尔马的恋爱关系明朗后，他开始受到邀请，与她的其他同事一起打保龄球，或是参加她的办公室组织的游览莱茵河的活动。费利克斯运用他的南方人的魅力，或伴女士跳舞，或陪男士豪饮，成了聚会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诺尔马为自己交了这样一位男友而欣喜若狂。她长得一点不漂亮。对我们来说，她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然而，人事难料。费利克斯对她动了真情。
他俩开始同居。不过通常我们绝对不允许间谍结婚。他们的身份都是假的，一般是顶替死人或移居海外的人。在西德，申请结婚的人要向政府出示他们的出生及洗礼证明。诺尔马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对她的未婚夫的安全审查会格外严格。鉴于此，我们的大部分间谍不得不推托说，他们属于不想结婚的那种人，或是和原来的老婆尚未离婚，或编造些诸如此类的谎话。
我们的第一个罗密欧顺利地工作了几年。费利克斯从未向诺尔马吐露他的真实身份。那样他们的关系就会告吹，也许结果会更糟。一天，安插在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一名鼹鼠向我们通风报信：西德情报人员开始注意到诺尔马的男友，正在审查他的背景。事不宜迟，必须火速把费利克斯撤回东德！一天，诺尔马下班后，发现费利克斯已不辞而别。可怜的诺尔马对恋人不翼而飞一定痛不欲生。然而，面对要么营救一个间谍，要么挽救他俩的爱情的选择，我不能心慈手软。
我又一次扮演了一个善解人意的长辈。可怜的费利克斯返回东柏林后情绪低沉。一天晚上，我和他在郊外的一处隐蔽据点喝干了两瓶伏特加，听他向我倾诉衷肠。好在他虽然感情上痛苦不堪，大脑却没有停止运转。他向我透露了另一位女人的情况。她中等年纪，喜欢享受，在格洛布克任主任的总理办公室工作。费利克斯觉得她有可能发展成我们的人。
他虽然讲不出什么道道，但凭着个人印象认为，假如有一个相貌英俊，举止潇洒的男人接近她，她也许会动心。当时正值50年代，战后女人多，男人少的现象十分严重。渴求男友的孤独的中年女秘书们尤其感到这一点。我们于是用自己一方的合格的单身汉填补了市场上的这一空白。
翻来覆去研究了几位候选人之后，我们最后选定了赫伯特·泽勒，化名阿斯托尔。他是一名业余飞机驾驶员，二次大战期间曾在德国陆军元帅凯塞林手下任参谋。被苏军俘虏后，在战俘营里改信共产主义。由于他曾是纳粹党员，又同凯塞林手下的旧部下藕断丝连，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他满心欢喜，以一个军人的干脆利索一口答应了我们要他打入西德的要求。
西德开始重整军备后，泽勒的几个朋友搬到了波恩。现在正是前军人在东德与西德对峙中作出最后选择的良机。派他回西德并不难，尤其是1953年的起义失败刚过去不久。人们通过这次事件看清，东德完全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许多原先举棋不定的东德人此后移居西德。
泽勒来到波恩，找到一份做房地产的工作，还参加了附近的飞行员俱乐部。许多热衷于周末猎奇的政府雇员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没过多久，他就认识了古德龙，即费利克斯提起的那位女秘书。古德龙是我们给她起的化名。很快我们如愿以偿。古德龙对交上泽勒这样的男友心满意足。泽勒没费多久也掌握了阿登纳与西德情报部门头子莱因哈德·格伦之间来往的备忘录经过古德龙之手这一情况。他欣然接受了这位女友。过了些日子，他向我们建议，他冒充一名苏联情报军官吸收她为我们工作。咋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他的直觉是对的。古德龙认为苏联是一个世界大国，却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合法的民族国家。泽勒跟她讲述了他的战争经历；希特勒军队如何残暴以及当年从战俘营里的俄国文化军官那儿听来的有关俄德人民的传统友谊。
我们决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一个偏远的度假地点吸收她为间谍。如果她不干，我们可以带泽勒迅速撤离。一般我们尽量避免在西德境内同一个西德人谈这种事。反谍报部门惯用的一招即跟踪可疑的敌方特务，并率先通知可能被发展的对象做好准备，然后偷拍下整个过程，用作逮捕敌方特务的物证。邀请潜在的发展对象去东德或其他地方与东德的高级情报官员会面还有一层用意，即最后考验一下发展对象是否真的愿意从此与我们风雨同舟。走到这一步时，无需多说什么，再迟钝的人也会明白这笔交易的性质。
这次我们事先做了精心准备，在昂贵的瑞士餐馆请古德龙吃饭。结果这一切拉古德龙下水的手腕证明都是多余的。她早已拿定主意，这次见我们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泽勒的口才一定不一般。不过我由此悟出，许多被她们所爱的男人发展成间谍的女人其实早就感觉到情人是敌方间谍，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正视这一现实罢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不敢对女秘书有可能对我们的人起疑心这一点掉以轻心。同时这还意味着，假如朱丽叶想洗手不干的话，罗密欧们必须有办法迅速安全地撤回东德。
可惜泽勒后来染上了严重的肺病，无法再干下去。我们把他招回东德，之后不久即病逝。我们又派其他的男间谍去勾引古德龙，但都失败了。有些女人对间谍工作本身着了迷。与情人共享一项机密使她们兴奋，同时有一种俩人之间亲密无间的感觉。对于这类女人，如果第一个情人出于安全原因销声匿迹，还可以派另一个男间谍建立新的关系。有的女人只爱一个。对于她们，我们毫无办法。古德龙就属于后一类。我们从来没有像外界谣传的那样，胁迫她们干下去。这样做的风险太大，她们悔恨交加中很可能会重新投入西德的怀抱，控诉我们逼迫她们当间谍，从而为西德提供攻击我们的上好宣传材料。因此，我们不无遗憾地斩断了同古德龙的联系。
然而根据她提供的情报，我们终于可以动手收拾格洛布克了。在我们的宣传攻势下，格洛布克1963年被迫辞职。这一行动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除去了一个敌视东德的顽固分子，又引起西德社会对众多的前纳粹分子在西德政府中任职现象的注意。
我对手下的罗密欧们发展的女间谍能提供一流的情报的信心与日俱增。不过这种手段使用得越频繁，被察觉的风险也就越大。肥皂泡迟早会破裂。但我没想到拖了这样久。直到1979年，事情才败露。西德驻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代表团的女秘书英格里德·加尔贝因替东德搜集情报而遭逮捕。西德新闻媒介将这起案件冠之为西德历史上最大的叛国案。实情是，加尔贝的确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但并非不可缺少。我们还有其他间谍。然而她是一位妇女这一点似乎让人想起了玛塔·哈利。“情人间谍”这个提法于是应运而生。报界对此兴致勃勃，连篇累犊地加以报道。
3月，各家新闻社报道了北约组织秘书处的成员乌泽尔·洛伦岑叛逃到东德的消息。北约的同事们看着她突然出现在东德的电视屏幕上，宣布要将自己掌握的北约秘密公布于众，一个个目瞪口呆。 洛伦岑在北约总部工作了12年，最后几年在作战部。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