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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掌握的北约秘密公布于众，一个个目瞪口呆。 洛伦岑在北约总部工作了12年，最后几年在作战部。在那儿可以接触到总部的各种计划文件以及处理危机时的详细计划。我们对她提供的有关形势分析室的工作方法的情报尤其感兴趣。涉及政治、军事和情报方面的所有报告均汇集到形势分析室进行分析。北约组织起草的最重要的评估报告东西方势态研究也出自这里。
洛伦岑前脚叛逃，北约总部的一名比利时女秘书费雷特后脚也要求到东德寻求政治庇护。东德的领导人对这些叛逃事件得意洋洋，大吹大擂。我却为此极为恼火。这些女人在东德突然亮相固然可以满足东德领导人对外宣传的需要，但对情报部门来说却意味着情报来源的丧失。诚然，北约组织的雇员避难东德自然要比东德人跑到西德定居更令我们开心。然而，她们继续留在敌营中，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机密情报远比图一时的痛快重要的多。
1979年春天，我正在某地滑雪时，听说一个名叫赫夫斯的妇女和她丈夫双双被捕。她是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总部的一名秘书。知道她叫什么对我丝毫没有帮助。因为在总部我们只用间谍的化名，真名只有需要知道的人才知道。我不想冒险通过电话向东柏林查询她是我们的哪一个间谍，于是急忙赶回总部。路上一面收听西德电台的报道，一面猜测暴露的究竟是哪一个。
赫夫斯失踪一周后，各报头版头条又刊出波恩另外两位女秘书失踪的消息。英格·戈利亚特在沃纳·马克斯手下工作。后者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内一家研究外交、国防、欧洲事务和两个德国之间的政策的智囊库的头头。过去10年里，她一直向我们提供有关西德国防战略及冷战政策方面的文件。鉴于局势吃紧，我们决定将她撤回。第二天，《图片报》头版便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库尔特·比登科普夫的秘书也失踪了！比登科普夫是颇得人心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也是该党的副领袖。一张比登科普夫和他的笑容满面的助手布罗斯策的合影赫然跃入每个人的眼帘。接到撤离指示后，布罗斯策镇定自若，丝毫不露声色。分手时，她高高兴兴地朝自己的上司挥挥手说：“我去理个发。明儿见！”从此一去不复返。
各家报纸均称布罗斯策是一位“超一流秘书”。在打字和速写两项秘书专业比赛中，她总是名列前茅。她的良好素质不仅令比登科普夫和他的两位前任极为满意，对她从事的间谍工作也大有稗益。由于布罗斯策曾先后为三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工作过，时间跨度相当长，西德方面无法查明布罗斯策到底了解多少情况，造成了多大危害。一周后，财政部高级官员曼佛雷德·莱恩斯坦的女秘书黑尔佳·勒迪格也轻松自然地与她的老板告别，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东柏林。勒迪格是宝贵的情报来源。她的老板莱恩斯坦是一位研究欧洲共同体货币结构的专家，也是施密特从财政部长升为总理期间的亲密顾问。
潜伏人员的撤离路线总是事先商定好的。一般做法是通知需要撤离的间谍，经由风险较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或瑞士到达东德边境检查站，手持一本只有西德护照封皮，里面空空如也的假护照。边境官员知道这一事先约定的暗号。卫兵叫来指挥官，指挥官做个样子，挥手放行。然后把逃回的间谍领到旁边的一间小屋里，用一台专线电话机通知我们。
我大惑不解。大多数女秘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的丈夫或同居的男人是化名在西德定居的东德间谍。这些男人通常顶替移居海外的西德人的名字。每一个逃跑的朱丽叶大概都是因为怀疑自己的身份即将暴露。西德当局究竟是如何发现她们是我们的间谍的？
显然，西德人摸到了我们渗透方法的一些规律。过去我们一直傲慢地认为这些方法是安全可靠的。我当机立断，决心一切从头开始并作出了痛苦而必要的决定，招回更多的女间谍和她们的罗密欧。可惜，对于赫夫斯和她的丈夫，这道命令到得太迟了。夫妇两人受到审判并被判2年徒刑。
后来才知道，1979年的一系列逮捕是联邦宪法保卫局（西德反谍报机构）首脑更迭的结果。理查德·迈尔博士接替京特·诺劳任局长以后，大大提高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准。成绩之显著颇令我伤脑筋。他明示部下，想升迁就得兢兢业业，光靠关系玩儿不转了。他还搞了一套甄别制度，对所有背景有疑点的人仔细审查。
起初，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连串的挫折之间有什么联系。在笔记中，我这样写道：
“西德情报部门开始对所有回国定居的归侨或来访者再一次进行全面甄别。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西德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现在的甄审令我们伤透脑筋。不论结果如何，我们今后必须有所收敛，暂不派人打入西德。还要时刻牢记：我们正在冒巨大的风险。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搏斗！敌人近在咫尺。表面上的风平浪静里蕴含着极大的危险。间谍们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安危未卜。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承受这一切压力，同时仍对周围环境保持敏锐的观察力。”
我始终牢记，每一次行动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信任我们并不惜豁出命去的人。一个情报首脑如果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拿部下的死活当儿戏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失去他们的尊重和信赖。
我们的间谍继续纷纷落网。我仍然无法解开西德究竟采用了何种侦破手段这一谜团。通常，一个间谍在西德被捕后，我们会在总部展开调查，弄清伪造证件的部门里是否混入了敌人的鼹鼠。这种猜疑对一个情报机构来说是最致命的毒药。它损害了情报工作赖以生存的基础信任。有时甚至搞得人人自危。后来查明，我们的一些重要耳目相继被捕原来是西德抓获了我们派过去的联络员，对他们进行审问的结果。面临惨重的损失，我们被迫撤回大批间谍。然而我们渗透的秘密究竟是怎样被西德发现的仍然是个谜。
最初，我们手头的唯一线索是从某个渠道得到的消息，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开始全面重新审查所有入境人员。负责为国外来访者和回国定居归侨办理手续的部门里新增添了一小批官员，其中多数人已退休。这些老爷爷们仔细查阅个人档案，寻找某些特点。至于是什么特点，我们无从知晓，只注意到从西德收到的所有情报里都多次出现“甄别”一词。我成立了一个直接向我汇报的工作组，负责查明西德到底依据什么标准肃清嫌疑分子。
我们已知，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的单身男性旅客如果携带少量手提行李，或服饰发型与身份证不完全吻合时会受到盘查。但过了很久才知道，西德情报部门嗅到了东德人的某些特征。当时嬉皮士正在西德日益流行，在东德却受到压制。西德小伙子喜欢留长发，尤其在外出旅行时。我们的特工人员，特别是那些培训特工的教员们却留着短发。即便同是短发，东西德的发式也有着细微的差别。这些教员能培养出训练有素的特工，可要他们训练出一批真正的嬉皮士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主要火车站的便衣警察一接到乘警的报告，立即对下车的嫌疑犯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例如，在东德长大的人一下车都会情不自禁地走进车站附近的商店里，为那五光十色的商品所吸引，而西德人则对此兴味索然。类似这样的细微差别格外受到西德情报机构的重视。
经过几年的困惑之后，我们终于弄清了西德新的甄别方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泄露这一秘密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迈尔本人。他作为反谍报机构首脑走马上任后，一心想有所作为。于是大张旗鼓地逮捕了16名由第三国混入西德的东德间谍。据各家报纸报道说，还有40个人正在受到审查。以前我们总是怀疑西德人是否有能力从成千上万的旅客中认出混在其中的极少数几个东德间谍。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不再怀疑。迈尔的炫耀实际上等于把侦破我方间谍的方法和盘托出在我们面前。尽管损失惨重，我们还是安全撤回了许多处境危险的间谍，暂时停止了渗透活动。倘若迈尔对破获的案子不声不响，我们极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他蒙在鼓里。如果他只是有选择性地逮捕一些间谍，或是等他们与所有潜伏特务接上头之后再收网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更加惨重。一个情报首脑炫耀自己的结果是个人出尽风头，而工作受挫。
如同这类大规模心理战惯用的手法那样，西德内政部不失时机地向我们的间谍劝降，呼吁他们自首投诚，以免遭逮捕。在东西德间谍战中，这种敲山震虎的手段已司空见惯。但这次收效甚微。大多数的耳目和间谍都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老关系，对他们采用恐吓手法一般不起作用。我们的大部分间谍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且都受过心理战训练。再说，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总是不愿投诚自首的。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企望坏事不至于落到自己头上。多数时候也确实如此、倘若厄运真的降临，逃也逃不掉。
蒂奇曾是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一位高级官员，1985年叛逃到我方。她告诉我们，过去10年里科隆共查出200起伪造身份证的案子。根据我的估计，1972年到1982年间，我们共有30余名间谍爆炸（在西德被逮捕）。还有百余人被及时撤回。由于间谍一旦撤回便再也无法派回原处，迈尔搞的甄别行动使我们损失了大约100名出色的情报人员，可谓损失惨重！
尽管迈尔爱出风头，可他想出来的这一套破坏我方在西德间谍网及控制点的办法还是相当厉害。下一步他开始把矛头对准我个人，到处散布我已“来日无多”的言论。《国际先驱论坛报》登了一篇报道，题为：《米沙·沃尔夫是不是没咒念了对放在我办公桌上的另一份西德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