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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
他们非常谨慎，事先没有打电话与我联络，显然是担心克格勃或西德对我的电话进行窃听。他们听说一位收集军服的美国商人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出售一部分东德军服。受东西方之间这种新的联系渠道的启发，他们决定前来拜访我。
柏林墙倒塌以后，我时常收到原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一名特工人员通过传真发给我的信。信的内容总是非常友好，丝毫没有对我有所图的意思，完全是惺惺惜惺惺的口吻。不过现在我不禁怀疑，他是否也在这一精心制定的计划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某个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忠心耿耿的私人助手埃伯哈德·迈尔的名字和住址，并与他取得联系，通过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待两位美国客人。他们都是干这一行的老手，从来不用有可能被截听的信件或电话与我联系，而是通过种种其他办法，由我的助手传递信息，避免直接找我。我让助手转告他们到我的乡间别墅来见我。这儿比我在柏林市内的公寓更为保险。至于他们的来意，颇费揣摩。我已退休4年，现在绑架我似乎有点为时过晚。除此之外，他们又想得到些什么呢？ 由于不可能再得到情报机构的帮助，我不得不按照这一行的起码规矩，在房间的夹板中安了一台录音机，将整个会面过程偷录下来。任何对间谍手段略知一二的人都懂得，会见敌人时必须录下全过程，以免日后受到讹诈。
哈撒韦与我闲聊了一会儿，对德国统一后我的处境和等待着我的厄运表示同情。他对我倍加赞扬，称我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首脑之一。
我感觉到，他其实对我十分了解。我很想弄清楚他的真实面目。果不其然，他用了情报这一行中一个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先主动透露了一点关于他个人的情况，期待着我会投桃报李，透露给他更重要的信息。他说，50年代他曾被派驻西柏林，密切跟踪我早期的情报工作。根据他的谈话我推测，他肯定还当过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站站长，虽然他没证实这一点。 “你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哈撒韦说。
我暗想，先来胡萝卜，大棒在哪儿呢？我们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我还不顾客人的反对吸了烟。他们显得很痛苦。最后，我的耐性终于磨没了。 “我说先生们，你们两位不辞辛苦，亲临寒舍，不是只为了恭维我吧？你们肯定对我有所求。”
他们两人咧嘴笑了，为我的点破窗纸而如释重负。哈撒韦开口说：
“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不过，假如你想助我们一臂之力的话，可以找我。没人会知道。作出这样的安排对我们不成问题。”
我的大脑一接触到这种隐语，就飞速转动起来。眼前是一位来自冷战时期我们的头号敌国美国的使者。他表示愿意向我提供庇护，使我免受他们在北约组织中的盟国、一个统一后的德国对我的报复。
接着，他又用流利的德语说：“加利福尼亚是个好地方，一年四季气候宜人。”
我开玩笑说：“西伯利亚也不错。”当时觉得，真实生活中间谍之间的对话，有时倒很像是来自间谍小说。
大家哄然大笑。这使我有短暂的时间思考一下。
“问题是，我不了解美国。对我来说，在美国生活很难想象。”
哈撒韦说韦伯斯特想请我去弗吉尼亚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和他谈一笔交易。他接着说：“你可以化化装，或做个整容手术，如果这样使你感觉更安全的话。”
想到我干了一辈子特工，晚年竟要重新拣起新手们玩弄的这种小把戏，我强忍着才没笑出来。
“我对自己的长相挺满意。”我回敬了一句。
哈撒韦又干笑了几声。他接着又说，还会给我数目很大的一笔钱。我们没有讨论细节。但我知道，在此之前，中央情报局驻柏林站站长以100万美元的价码，要我手下负责搜集美国情报的官员罗加拉向他们出卖他所掌握的情况。他拒绝了。我们不失礼貌地谈论了共产主义失败的后果以及我主管的情报局享有的盛名。
“当然，”他说，“也得帮我们个忙。”哈撒韦说。
我担心他们会像西德人一样，要我用人名单换自由，于是告诉他们，我不想出卖任何部下。
“这样做当然对你也有好处。”哈撒韦说。
他的这番话不幸惹恼了我，也许是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当年我自己曾用过的对付间谍的软硬兼施的手段。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先生们，你们现在玩的这一套，我见识得多了。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全知道。你们对伙伴的期待很高，可他不肯痛痛快快地答应。一个人要有点耐心。一切谈成之前，通过交谈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我这是用最文明的语言表达了我内心的想法。我真想告诉哈撒韦，他全搞错了。看他跟我说话那副样子，好像我是个可以任他买卖的无名小卒。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像我俩这样的情报老手，要谈也要有个谈的样子。
“可你必须帮助我们。”哈撒韦又重复了一遍。
“如果是我主动找你们的话，你说的不错，”我不再掩饰自己的恼怒。“那样的话，你就可以问我给今晚的聚会带来了什么。可我并没有找你们，是你们来找的我。”
“对，对，”哈撒韦急忙说，“是我们上门来柏林找你。”
“讨论这样的问题总有个限度，”我说。“我的底线是不出卖任何在我手下干过的人，不提供任何姓名。假如你们还想和我谈的话，就正式邀请我去美国。那样，我们就可以像成年人一样正儿八经地谈。做任何决定之前，我先要看看你们的国家。”
“可你在此地很不安全。”哈撒韦打断我的话说。他提醒我，如果我留在德国的话，再有几个星期肯定会被逮捕。我深知这一点。
“俄国总是可以去的嘛！”我答道。
听到这话，他马上警觉起来，感觉到也许除他之外，至少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对手在争夺我。
“别去莫斯科，”他劝我。“那儿的日子苦得很。替安德列娅想想。到一个能过舒心日子的国家去。你在那儿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和写作。依我之见，眼下你只有去美国才能做到这一点。”
与在德国坐狱相比，在加利福尼亚或佛罗里达的阳光下，舒舒服服安度晚年的确显得非常诱人。可我仍担心自己给中央情报局送上门去做人质。假如他们决定拧紧我这颗螺丝怎么办？他们恐怕也给这次会谈录了音。一旦日后关系搞僵，他们随时可以说这次会见是我捏造出来的。我希望深谈之前他们能作出更大的承诺。所以我提出以某种形式邀请我去美国，也许可以由中央情报局的掩护机构出面。
我的客人不太喜欢这个建议。他们解释说，中央情报局内部有规定，每年只能请一定数量的外国客人，很难超额。实际理由恐怕是，他们担心西德方面会发现这笔交易。事成与否姑且不论，美国人拉拢像我这样一位敌对阵营里的老资格高级官员为他们做事，本身就是对其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的重大欺骗行为。我建议找一家听话的出版社或电影公司，让它出面以作家身份邀请我访美。这是一条早已为时间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秘密途径。当年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这么干。中央情报局找到某个机构，通过它向我发出邀请应该不成问题。如果作成交易，我的访问随即也就变成永久居留。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哈撒韦摇了摇头，只是翻来覆去地说，我无需直接背叛手下的人就可以为中央情报局作出重要贡献。我慢慢意识到，他们和西德人不同，对我在东德情报机构的工作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我对克格勃和苏联情报机构内部情况的了解。
“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中央情报局哪个部门的，但我可以猜测。你们是不是想从我这儿了解某一方面的具体情况？”我想尽快结束这场开始令我感到厌倦的谈话。
哈撒韦终于言归正传。
“沃尔夫先生，”他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来找你是因为知道，你掌握的情报有可能帮我们侦破一桩大案。我们正在寻找潜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一个鼹鼠。他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85年前后出了一连串的事。不仅在波恩，还有其他地方。这些地方你都熟悉。我们损失了一些人，大概30到35个，其中5、6个是安插在对方情报机构里的。”
哈撒韦似乎很熟悉苏联情报机构，知道谁主管外国情报工作。我由此推测他是美国反谍报机构中的一位高级官员。我们不失分寸地聊起一些著名的苏联叛逃人员，如佩尼科夫斯基、戈尔迪耶夫斯基和波波夫等。由于他们的背叛，美国人对苏联的间谍活动一直了如指掌。哈撒韦对我的一位苏联同事，负责国外反谍报活动的基列耶夫将军赞赏有加。我曾与他一道策划了针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活动。哈撒韦好像对我们的活动有所了解，想引我谈谈有关费利克斯·布洛克的情况。布洛克是一位美国外交官，中央情报局怀疑他被莫斯科收买。由于缺少证据，一直未对他提出起诉。我估计中央情报局已经仔细研究过我与克格勃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猜测我有可能知道他们正在寻找的这个鼹鼠的真实身份。
可我并不知道。苏联人对这类情报守口如瓶。同样，我也不会向苏联透露我手下的重要鼹鼠或间谍的情况，尽管我们表面上是兄弟般的伙伴关系。充其量只会羞羞答答地告诉对方，敌人阵营里有“我们的人”。仅此而已。
哈撒韦的率直坦言以及拼命想把我拉入美国阵营的劲头表明，中央情报局对自己内部有鼹鼠感到极度恐慌，他们在这件事上有求于我肯定觉得很丢面子。况且，他们来找我还冒着触怒西德盟友的危险。情急之下，哪怕是最牢固的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