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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并不像报纸上渲染得那么耸听。我们的工作照旧进行。针对甄别行动我们对原有做法进行调整的同时，并未减少间谍活动。化名为汉内洛蕾的黑尔佳·勒迪格就是一例。当初吸收她为间谍的那个男子由于整日惊恐不安，不得不召回。为了不失去她，我们研究了人事档案，找到另一位罗密欧候选人，一个化名格特的年轻特工。他已经顶替一个名叫克雷斯的西德公民潜入西德境内。真的克雷斯早已移居新西兰。
我决定亲自出马为他们穿针引线。原因之一是我很想见见这位给我们出了大力的黑尔佳女士。另一个原因是，她说现在面临一个选择，要么随顶头上司调到财政部去，要么留在总理办公室。她通过东德的联络员给我们发了一封密电，问如何是好。面对如此干载难逢的好机遇，我们左右为难。总理办公室有我们的人确实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黑尔佳同她的上司工作关系非常密切。他对她极其信任，把有关预算和国内政治的材料交由她处理。若要留在总理办公室，她是否还能享受这种待遇可就难说了。 1976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给我们这次会面提供了很好的掩护。黑尔佳在奥运村附近租了一间平房。见面之后，黑尔佳表示愿意接受已在西德的另一名特工充当她和我们之间的联络员。格特马上出来与她见面。晚宴上，我满怀希望地察言观色，可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一见钟情的迹象。不管怎样，我们最后决定她去财政部更稳妥。于是，她调到了财政部，继续向我们提供机密情报。
日久天长，黑尔佳与格特陷入情网。这一次的爱情既非逢场作戏，也非昙花一现。1979年我们被迫召回黑尔佳后，格特也被撤回东德。两人终于可以结婚了。婚礼在风景如画的小山城韦尼格罗德举行。我这个媒人自然当之无愧地成为受到邀请的主宾。
不难想象，我的罗密欧们成了西方情报界绞尽脑汁研究的对象。外界也开始流传各种各样关于他们的传说。《图片报》刊登了12位为我们工作过的妇女的照片，旁边的大标题是：《为了爱情当间谍的女秘书》。一份周刊的封面是一个半裸的上身，胸前佩戴着一枚东德勋章。我意识到，情人间谍的成功正使西德情报机构惶恐不安。显然，他们试图通过新闻媒体在公众面前塑造出一群受害的羔羊的形象，大肆渲染这些女秘书如何可怜，如何被人利用。她们年龄大致相仿，单身，渴望爱情，在孤独无助的情形下被人推向歧途。
为了更加耸人听闻，西德国家安全机构还硬说，我们的罗密欧们冷酷无情地玩弄这些女人的感情，稍有危险便逃之夭夭。然而，当时西德反谍报机构的第二把手赫伯特·海伦布罗赫在一份内部报告里却说得相当坦率：“多数时候，这种恋爱关系并非是受到压力或恐吓的结果。金钱也不是一个主要因素。这些女秘书为东德工作通常是出于政治信仰，或是陷入情网难以自拔。”
实际上，发现类似故事《小红帽》里那个小女孩的弱小女子，然后千方百计拖她下水的情况实属罕见。除非像派泽勒前那样，事先有人向我们提供线索。通常的做法是，派一个小伙子去西德搜集某一方面的情报时会对他交待一句：“你会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私生活。不过如果一个女秘书爱上你，而且还是一个在要害部门工作的女秘书，那就更好了。”其余怎么做就是他的事了。当然，不是每一个男间谍都会自动迷上一位女秘书。不过别忘了，我们的间谍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对组织忠心耿耿。为了信仰作出牺牲或忍受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根本不在话下。
我们的间谍并没有像外界盛传的那样，在东德受过什么勾引异性的特殊训练。有的人在这方面本来就比其他人技高一筹。这些机灵鬼悟出，花前月下，大有可为。无论是经商还是搞情报，此法一样灵验。原因很简单，谈恋爱比其他任何办法都见效快。
当然，我们的男间谍也曾卷入到一些奇特而不幸的事件中。只有将其详尽披露，读者才能看到全貌。我们有两个超级罗密欧。两人性格迥然不同，执行的任务也不一样。第一个叫罗兰，是个多情种子。
安娜贝格是坐落在厄尔士山脚下的一座小城市。罗兰在市内一家颇有名气的小剧院任院长。那些被大城市的剧院认为政治上太危险的有才华的演员或编导常在这里落脚。罗兰因在歌德的剧中出色地扮演了浮士德而成名。浮士德渴求尝试人生中的一切，诱惑了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纯朴姑娘，使她失身。罗兰的聪敏英俊和作为演员的表演才华使他成为一个绝妙的罗密欧候选人。我们局在卡尔·马克思城（德国统一后重新改名为开姆尼茨）设有一个地区办公室，其成员出名地胆大妄为。罗兰的才干以及他对舒适生活的向往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1961年，他被派往波恩，任务是设法接近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姑娘。她在北约指挥中心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任口译员。当时该中心设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
鉴于工作环境属于国际组织，罗兰冒充一名丹麦记者，叫彼得森，讲一口略带北欧口音的流利德语。这对一个上乘演员来说不成问题。玛格丽特是一位可爱的单身姑娘，虔诚的天主教徒，工作勤奋，很少交际。我们曾先后三次派人引诱她，均未打动她的铁石心肠。罗兰比她还硬，居然撬开了这块石头，拉她一起去了趟维也纳。在艺术历史博物馆里，他向这位羞涩的姑娘介绍里面陈列的意大利画家画的极为性感的裸体像，陪她到西班牙马术学校学骑马，最后把她带到昂贵的德默尔咖啡馆品尝美味糕点和维也纳咖啡，完全是一位殷勤的追求者。不用说，这一切费用都记在了我们的账上。主管此事的官员有时觉得，即便是为争取像玛格丽特这样重要的对象，罗兰的开销未免也太高了点。不过，此人很明智，他清楚地知道，间谍工作使罗兰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还有一大笔钱可以用来享受在清苦的东德所享受不到的奢华生活。
一天，罗兰和玛格丽特在维也纳国家剧院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之后，玛格丽特回报给他一个热吻。“你是第一个让我这么开心的人。”她说。当夜两人同床共枕。第二天早上，罗兰向玛格丽特倾吐衷肠，多少也有点真话在里头。他自称是丹麦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军官，并解释说，像丹麦这样的小国常有被北约冷落之感，因而需要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玛格丽特相信了他。他告诉她，因为工作关系他会常到巴黎去，以后可以经常在巴黎见面。玛格丽特欣喜万分，答应向他提供北约的秘密。俩人隔段时间就在一家小旅馆幽会。玛格丽特详细告诉他最近参加的会议情况，尤其是有关北约军事演习的部署和评估方面。这使我们对北约如何评价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了极好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华沙条约组织制定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玛格丽特还提供从负责海军和地面部队的部门得到的后勤方面的情报。她经常去这两个部门做口译。
可是这些情报仍不能满足苏联人的胃口。不消说，我们把情报都转给了他们。他们梦寐以求的情报是：北约军队的部署计划和对东德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时间和目标。苏军驻东德部队总司令科舍沃伊元帅有时想用激将法从我这里套出北约的核战计划。
“你们（指东德人）这些人如此神通广大，难道不能再搞到几组坐标吗？”他问我。他是指北约基地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一旦发生冲突，苏联首先要摧毁这些基地。“我们不需要你们提供什么文件。有这些坐标就够了。在基地上扔上一颗原子弹，我们就能长驱直入打到西德。”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一直引以为豪的是，我的部门能够提供深入的分析性质的情报，而不仅仅是一张标出位置的地图。尽管我们竭力帮助莫斯科搞到所有位于欧洲的战略要地位置图，但始终未能掌握全部情况。很有可能五角大楼明智地对这类核心机密严加保密，没让他们的西德盟友知道。美国人觉得西德方面极易泄密。他们这样想确实不无道理。 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和歌德故事里与她同名的姑娘一样，开始受到良心的谴责。恰如这位伟大的德国戏剧家描写的那样，她坐卧不安，良知啃噬着她的心。当初说服她为我们提供情报花了不少功夫，虽然是给她所爱的人，而且是一名无害的丹麦情报部门军官。此外，继续与罗兰保持这种未婚同居的关系也使她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感到十分不自在。
我们的间谍与流行间谍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喜欢妙龄女郎，喜欢去昂贵的地方游山玩水。于是这一对去了瑞士风光秀丽的度假胜地阿罗萨，在那里度过了1962年的圣诞节及1963年的新年。度假期间，玛格丽特告诉罗兰，她必须向一位神父忏悔自己的行为才有可能继续为他干下去。而且她也不愿意继续这种关系，除非他答应结婚。罗兰说，结婚根本不可能，他为丹麦情报部门工作意味着随时可能被长期派驻外地。
至于玛格丽特想要仔悔的事，罗兰知道罗马天主教会规定对仟悔人的仟侮绝对保密，但他懂得一个优秀的间谍决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他于是请玛格丽特耐心等几天，好为她找一个可靠的丹麦神父。当然，他不会去丹麦找，而是找到我们在马克思城的分局总部。分局总部的人立刻忙作一团。平时应急的招数是不少，可没有一条能马上变出一个会说丹麦语的神父。那头儿罗兰已经答应了玛格丽特。一个情报机构就像一位绅士，为了不让它手下的人失信总是竭尽全力。
我们于是演出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