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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员很快就查出了这些记录从何而来。他们偷偷拍下了戈斯勒和达格玛的接头场面。戈斯勒夫妇又一次出门后，他们的家再次受到搜查。这一次查出了施密特办公室为1978年伦敦经济首脑会议准备的阐述西德立场的文件。达格玛受到逮捕和审判，被判4年零3个月徒刑。我本人受审期间，在杜塞尔多夫的法庭上遇见一位年长的看守。他曾见过我们的一些女秘书间谍，其中达格玛给他的印象最深。他告诉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至于赫伯特，他的好日子就此完结，被迫在东柏林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再也无缘去度假胜地谈情说爱。
加布里埃莱·加斯特是西德联邦情报局中级别最高的妇女，任负责苏联和东欧地区的高级分析员。在男人占统治地位的这一行业里，她算得上是凤毛麟角。她对东方阵营各国动态所做的有见地的分析摆在了科尔总理的办公桌上。科尔和她在西德情报部门里的上司没想到的是，这些分析材料也同时躺在我的办公桌上。
加比（加布里埃莱的呢称）为我们工作最初也是起于罗密欧，但我不想把她说成是朱丽叶，因为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妇女，她的行为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她出生于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大学时参加了基督教民主青年运动一个极其活跃的右翼组织。1968年，她来到了东德，为她的一篇论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妇女的政治作用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在卡尔·马克思城，她结识了一个名叫施密特的汽车修理工。20年后，她才得知他的真名叫施奈德。他俩的邂逅绝非偶然。施密特是国家安全部在萨克森地区的军官，后来晋升为少校。他的粗狂性格对来自舒适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人极有魅力。她觉得他的名字太老式，亲呢地改称他为卡尔利施克。施奈德契而不舍地对她发起进攻，携她同游乡下。两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浪漫的夏天。这时，施奈德透露了他的真实身份，把她介绍给他的上级，一个叫施拉姆的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
加比对意外地窥到东德的秘密兴奋不已。当她的新识请她合作时，她犹豫不决。他们告诉她，如果她不答应，以后将再也见不到卡尔利施克。她终于同意了。加比回到西德，继续在亚琛完成学业。不过每三个月来一次东德，接受间谍训练并与男友会面。
起初，负责她的东德官员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只想协助她在波恩找一份工作，比如在政府的某个部。就在此时，幸运之神降临了。我们并不是唯一对加比感兴趣的人。指导她做博士论文的老师是一位研究东欧问题的知名教授，叫克劳斯·梅纳特。他同西德情报部门有来往。据信他是为联邦情报局物色学者人选的招募人之一。加比是她的得意门生。1973年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马上在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联邦情报局下属的普拉赫研究所找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任政治研究员。
对此，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没有食言，让加比继续同卡尔利施克约会。不久，两人在东德一处隐蔽地点庆祝订婚。施拉姆亲自到场祝贺，为他们开了一瓶俄国香摈酒，还带来一盘录有当地情报部门首脑对他俩的祝福磁带。我们对这种关系中含有的爱情成分始终非常重视。
加比干得漂亮极了。她使我们准确掌握了西方对整个东方阵营的了解程度以及所做的评价。80年代对付日益强大的团结工会时，这方面的情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加比有一双敏锐的眼睛，知道我们会对什么材料感兴趣。她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分析员。她常常在博览西德有关东方阵营和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的机密材料之后，把我们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整理成要点。
需要原件的时候，她就用微型相机偷偷拍摄下来，藏在假的洗涤剂瓶内。一开始，我们指示她把胶片藏在慕尼黑开往东德的火车上的厕所水箱里。后来觉得这种办法风险太大，且无法全部送出她提供的大量情报。于是改为派一名女联络员在慕尼黑的一个游泳池与她接头，两人利用改换房间的机会递送情报。我们事先从东柏林通过发报用暗语告知加比具体房间号码。
与我们多年合作之后，加比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成就感。同时，她还继续利用节假日与卡尔利施克约会。对这对成绩卓著的相思鸟我们极为慷慨，送他们去阿尔卑斯山或地中海岸度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对当初引她下水的卡尔利施克热情降温。我想，她一直没跟相貌平平的卡尔利施克断交的原因恐怕是同他保持关系仍给她带来快感。她是一个个性极强的女人，不愿循规蹈矩，在西德找个丈夫结婚生子。
此外，她还背负着另一个精神负担。她的嫂子收养了一个严重残疾儿。后来夫妇俩的经济条件实在难以支持。加比不忍心看这孩子再被送回残疾院，于是不顾自己异常繁忙的工作，承担起抚养的责任。因为担心自己有一天东窗事发，孩子无人照看，她陷入极端苦闷之中，几次流露出想洗手不干的想法。
我决心不惜一切留住她。1975年，我破例亲自到南斯拉夫和她见面。开始，气氛有些紧张。因为迄今为止，西德没有登过我的任何照片，我在她眼里不过是陌生的东德情报机构头子。不过，她很快恢复了平静，和我热烈地讨论起东方政策和东德的国内形势。她对东德的看法非常现实，不存任何幻想成分。我询问了她个人的情况，当然是指她在研究所的工作。卡尔利施克当时也在场。我们还讨论了她如何在联邦情报局内争取晋升的机会。我向她保证，在我的部门里她的身份绝对保密。她可以得到我的全力协助。以后，我们又在其他地方会面，如位于南斯拉夫达尔马提亚海边的斯普利特的一幢漂亮房子里。这儿是我们在西德的间谍休假的地方，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来这儿同样没什么风险。
面对西德舆论对我个人的恶意攻击以及要把我方间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恫吓，她反而不再动摇。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在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越加坚定。和众多经历过1968年抗议运动的西德青年一样，她坚信西德没有真正反省纳粹的历史。一次，她寄给我一本介绍纽伦堡的书。纳粹曾在纽伦堡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战后，战胜国在这里以战争罪审判纳粹战犯。她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旧秩序仍然隐藏在新秩序的后面。纽伦堡审判30年后，必须继续为争取新社会而斗争。”
最初与卡尔利施克相识的兴奋过去之后，加比是否还真的爱着他，无人知晓。但我确知，她对我们的情报部门产生了感情。与我们的合作对她来说有一种浪漫色彩，给她带来感情和事业上的满足。听上去有点怪，其实不然。一个情报机构对一个出色间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可以起到谈情说爱的作用。对加比来说，这种体贴关怀尤其重要。我们注意隔段时间就请她来东德，以奖励她的出色成绩。这样的会面给她一种感情上的寄托，每次都非常愉快。
加比与我们的两位高级官员关系甚笃。他们像父亲一样关怀着她。其中一位去世后，她请人代她向他在东德乡村的墓地献了花。至于她和我的关系不太容易说清。她需要感到我对她格外重视。我于是常对她表示关心。她的聪敏很惹人喜欢。我从未和一个间谍有过这样密切的关系。
偶尔她会在信中流露出隐隐的委屈，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利用的恋人。但东德之行总给她一种在自己国家感受不到的所属感。她会在距巴伐利亚边界不远的风光秀丽的福格特兰地区与卡尔利施克幽会。这里既有清新的田园风光，又有19世纪浪漫主义情调。东德的一些偏远地区常可以看到类似景色。一个叫林达的女房东照料她的起居。林达难懂的方言和松软的当地风味的饺子都让她喜欢极了。在这里，她听到了从未听过的东德方言，吃到了从未品尝过的风味饭菜。我们请到东德来的西德人常为这种体验激动不已。不时地请加比到东德来好似走平衡木。一方面她可以借此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风险也越来越大。西德规定在要害部门工作的人，尤其像联邦情报局这样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不得到东德旅游。我们潜伏在这类部门里的间谍每次来东德都要冒很大风险。因此，我们不得不逐渐停止这种做法，不再请她来东德。她为此情绪低落。
一次，她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深深的忧虑，担心随着她在西德情报局内的地位越来越高，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我感觉到，她渴望得到来自更高一级的保证，于是邀请她来东德。她在回信中说：“不管风险多大，只要能在那种亲切的气氛中见到你，和你交谈，再难也值得。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这样认为。”我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加比虽是个出色的间谍，但不大好伺候。她为我们工作期间，我先后共和她见过7次面。
我发现，这种所属感感到自己属于某个小团体，某个为了崇高理想而奋斗的由优秀成员组成的秘密组织，对于那些出身中上层阶级，个性强而复杂的西德人尤其重要。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我们吸引了大批这类家庭背景的人为我们工作。部分答案也许就在这里。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把个人理想与为之献身结合起来的机会。这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里并不常见。
80年代期间，加比倾注全力分析北约组织在东西方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以及里根咄咄逼人的反共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她和我一样，为安德罗波夫1984年逝世后苏联阵营内越来越严重的停滞不前感到忧虑。这时，阿富汗已把莫斯科拖得寸步难行。我们都意识到苏联外交政策上的严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