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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严重的停滞不前感到忧虑。这时，阿富汗已把莫斯科拖得寸步难行。我们都意识到苏联外交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以及它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影响。
出乎我意料的是，从70年代末起，加比开始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自发的改革运动有可能扩展到波兰以外的其他卫星国。她的看法尤其令我惊愕，因为它与我自己最近萌生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但那时我还不愿，也不能公开我的看法。现实高官方的宣传越来越远，与马克思的理论也南辕北辙。我对时局感到困惑，尽量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事。
加比在事业上青云直上。下面的例子反映了她所受到的极大信任。1986年，她奉命为西德总理准备一份关于西德公司涉嫌参与在利比亚建造一座化学武器工厂的报告。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事件。一年后，她被提升为西德情报局苏联阵营政治司副司长。这是由妇女担任的一个极为高级的职务。我们让她自己决定提供什么情报。和她的西德同事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专家绝对信任。
生活在这样一个镜子世界里，人们自然会问：加比究竟是哪一方的研究员？我可以说，她既为我们，也为西德情报局提供了完全客观的分析。她知道我们的兴趣所在，三言两语就把我们需要的情报归纳出来。她的报告一般不超过4到5页。也许她为了填补感情上的空白才一心扑在研究上，不管是为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最重要的是，通过加比，我们掌握了西德情报局在东欧及东德问题上的思想动态，从而使我们能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加比为我们工作是出于坚定的个人信念。但和潜伏在其他要害部门的间谍一样，只有为敌人器重的人才有可能接触到我们需要的情报。
根据加比提供的消息，我们还掌握了一些可能潜伏在东德的西德情报局特工人员的线索，虽然这方面的情报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西德的所谓“黄条情报”扩大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了解。黄条情报是指西德情报局搞来的关于自己盟友的情报，主要通过西德设在西班牙在大西洋海岸科尼尔一加的斯附近的一个代号“北极海”的监听站得到的。“北极海”建于30年代纳粹与佛朗哥政权关系密切时期。这项代号为“佳肴”的监听行动监听美国大使馆与中央情报局地面站使用的欧洲与西非和南北美之间的通讯线路。西德情报局里所有涉及其盟国的情报上都加有一条黄线，确保它们不致被误转给盟国，以免在伙伴面前泄露天机。受过专门训练的西德情报人员和警察用解码技术可以破译14个友好国家的无线电信号。西德情报局和土耳其情报组织有密切的合作关系。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西德是惟一能够替英国破译阿根廷无线电通讯的国家。由于西德的这种技术能力，加上我们通过加比和其他间谍对这种能力的利用，我们搜集起情报来更加便利。西德人偷偷摸摸干着这种窃取美国盟友情报的勾当，我们则坐收渔人之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之后，加比暴露了。我后悔莫及。当初让她早点脱身就好了。那样她可以隐藏得更深一点。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出半点纰漏。1990年初，当我们认识到德国统一势在必行时，我的继任人把她叫到萨尔斯堡通知她，我们的工作即将结束。所有涉及她与我们合作的文件已经销毁。
然而，统一临近之时，一些曾在东德情报局干过的人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西德的起诉，不惜出卖他人。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卡尔·格罗斯曼上校（与接替我的外国情报局局长沃纳·格罗斯曼同性）的背叛最为恶劣。虽然他并不直接了解加比的身份和活动，但他向西德方面提供了他偶尔听到的一次谈话，即西德情报局内的一位高级女官员是我们的间谍，她有一个残疾的孩子。
这点线索足以置她于死地。1990年下半年，她正要跨过德奥边界，最后一次与主管她的东德情报官员见面时被捕。东德情报部门这次召她好像是要授予她长期服务奖。直到最后，她还对这类显示我们对她的尊重的活动极为重视。
不少人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女人愿意为我们工作。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书刊更是层出不穷。她们在加入我们组织之前均是在西德政府部门里工作的西德公民。有些人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信仰。但大多数人不过是堕入情网，爱上一个男人之后才答应为我们工作。她们深知，有一天她们也许不得不离开家人，放弃西德优越的生活条件，逃到东德避难。东德对她们极为陌生。它在外界的名声也并不那么好。可她们中的不少人在离开间谍这一行之后在东德确实又开始了新生活。
赫夫斯因为拒绝收回要求移居东德的申请，在联邦德国一直服满刑期。最终被获准与她在东德的丈夫团聚。布罗斯策和她丈夫在东德的图林根地区定居并收养了一个孩子。以后这对夫妇又生了一个孩子。布罗斯策为此欣喜异常。英格·戈利亚特与丈夫在柏林附近的乡下过着恬静的生活。黑尔佳·勒迪格和丈夫一起搬到柏林。丈夫去世后，她仍住在那里。我只见过她一次，是在1996年夏天的一次生日晚会上。
自然，要这些曾为我们工作的女人逐渐适应另一种社会制度相当困难。我们的政策是安排好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过得舒适而又尽量不引人注目。在为一个机密情报部门工作多年之后，这种结局显得格外冷清。布罗斯策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整天缠着当地党的负责人，要求给她分配工作。最后他们给了她一个难做的差事，到一家棉纺厂当车间主任。她在那儿抨击“大锅饭”造成的效率低下，并根据自己在西德的经验对工厂的管理做了许多改进。
我并不认为我们成功的秘诀与西方外国情报机构的窍门有多大的不同。利用罗密欧搞情报的情报机构当然不止我们一家。西德情报局在美国安插了一个间谍，化名卡尔·斯托尔兹。1990年，他想办法认识了波士顿一家国防工业公司里的高级女秘书。诱她下水后试图吸收她为间谍，为波恩搜集美国在基因切片技术方面的情报。他偷偷把她同意为德国窃取工业情报的谈话录了音。当她胆怯退缩时，他拿出录音带恐吓她。结果她自杀未遂，弄得无法收场。
1984年，西德情报局的另一位罗密欧被派到巴黎去勾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工作的一位东德官员的妻子，然后胁迫她递送有关东德政府政策以及东德在联合国表决前立场的情报。我们在大使馆的安全人员察觉之后立即将这对夫妇送回国，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与此同时，奥斯陆还出了另一件不寻常的事。挪威的反谍报机构通过窃听电话得知，东德驻挪威大使的妻子与一位挪威妇女有同性恋关系。我们从其他渠道获悉，西德情报人员准备以此要挟大使夫人。无奈之中，只得把这对大使夫妇匆匆撤回东德。
这一章讲述的罗密欧并非风流浪子唐璜，更不是希腊神话里的美男子阿多尼斯。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走在街上可能不会引起路上行人的任何注意。回想他们为我们作出的贡献以及由此付出的代价，令人感慨万分。其中几位付出的代价尤其沉重。他们的正常生活被打乱，爱情被葬送，事业毁于一旦。令我至今悔恨的是，罗兰与他的玛格丽特的关系发展得太深太久，而我们却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及时阻止。我们为达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并非回回无懈可击。但西德人在这个问题上大肆谴责我多么不道德实在令人生厌。只要世上还有间谍这一行，就会有罗密欧去勾引接触机密的轻信的朱丽叶。毕竟我主管的是一个情报机构，不是寂寞男女俱乐部。
第九章 勃兰特总理的阴影
勃兰特总理是一个有勉力，有思想，为人正直的人，在战后德国历史上堪称是一位杰出人物。他很善于因时因地作出恰当的姿态。访问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时，他双膝跪地，悼念被杀害的犹太人亡灵。他还真诚地致力于弥合东德与西德、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裂痕。但我们还了解他的另一面。当年任柏林市长时，他曾是冷战中的一员反共大将。出任西德总理后，他开始推行与东方和解的政策，即所谓东方政策。这里的东方既指东德，也指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不言而喻，我们希望百分之百地确认，他确实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真心想成为我们的伙伴。
勃兰特总理的私人办公室内潜伏有东德间谍一事曝光后，他的政治生涯猝然结束。对此我应负全部责任。虽然他已与世长辞，此事始终折磨着我。我永远无法回避人们的质问和责难：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是对勃兰特？斯人已去，我现在能为已故的勃兰特所做的惟…一件事就是详述这桩战后德国最大的间谍丑闻的来龙去脉。
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当选为西德总理。8年前，他还是柏林市的年轻市长时，曾愕然地目睹了柏林墙的突起。出任总理三周后，一个叫京特·纪尧姆的男人找到勃兰特办公室主任，自我介绍说，劳工组织的负责人莱贝尔推荐他在新总理手下当一名低级助手，负责与各工会团体及政治组织的联络。勃兰特收下了他。就这样，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头号敌对国的总理身边安插了一名间谍。
我们始终伺机打入波恩心脏，可谁也没想到我们的人竟会潜伏到西德政府首脑的身边。化名汉森的纪尧姆也不是我想象中能完成这一间谍史上的壮举的人。京特原在东德的一家国家安全部办的出版社工作。50年代中，他和妻子克里斯特尔奉命潜入西德，与移居那里的大批东德人混杂在一起。克劳斯特尔的母亲是荷兰公民，定居在法兰克福，并开了一家烟草店。克里斯特尔总使我想起一个干练的秘书所具有的品质：踏实肯干，缺乏想象力。京特则属于那种与众不同的人，善交际，和什么人都能谈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