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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通过一次与昂纳克面对面的会晤，简化了双方交换被俘人员的手续。战时在苏联度过的岁月使他患上了恐苏症。一次他坦承，第一次动身去莫斯科前，他吓得浑身发抖。然而他和昂纳克都发现，年轻时同为共产党员的经历缩短了他俩的距离。两人很快建立了一种近乎于朋友的关系。甚至可以说，魏纳从共产主义转向社会民主的心路历程使他晚年时更接近东德，虽然意识形态上他一直与东德相左。原因是他觉得，昂纳克领导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他的党更亲切。
从一开始，勃兰特对魏纳与我们接触就疑心重重，认定这位同事正在背着他跟我们谈判。我猜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从50年代起对这类秘密接触已有所闻。至于勃兰特到底了解多少，我无从知晓。勃兰特怀疑魏纳在联邦议会的心腹维南德是克格勃或我们情报局的间谍。他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德国统一后，检察机关对曾在西德议会里任社会民主党秘书的魏纳提出起诉，说他是东德的间谍。他的审判于1996年夏结束。受审期间，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政治家均出庭作证，证实他们知道魏纳通过维南德与我们有来往。然而他们中间谁也不知道这类接触的详情。
实际上魏纳和昂纳克并没有策划于密室。魏纳与苏联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尽管如此，勃兰特仍感觉受到背叛，疑心越来越重，几近于妄想狂。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说的那样，精神病人也有敌人。魏纳知道西德刑警对勃兰特的私生活暗中监视这一不同寻常而且违反宪法的情况。毫无疑问，纪尧姆一案曝光后，魏纳出于政治目的就此大做文章。纪尧姆暴露后，联邦刑警厅厅长黑罗尔德根据对勃兰特身边保卫人员的调查，提出一份关于勃兰特私生活的报告，里面列举了他与多位女记者、萍水相逢的女郎和妓女之间的风流韵事。这份报告指控纪尧姆帮勃兰特找女人。
不用说，我们经常从纪尧姆那儿听到勃兰特的艳史，因而有可能借此对他进行讹诈。可我们从来没打算这样做。我们深知，在波恩这个盘根错节、利害交错的政治环境里，报界避讳这类新闻。再者，这样做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我们并不想毁掉他，尤其是我们对他已相当了解，学会了与他打交道。所有的情报机构均信奉一条：与其重新熟悉一个新魔鬼，不如与已知的魔鬼打交道。我们也不例外。
平时生活犹如清教徒的魏纳首先意识到勃兰特桃色事件的意义，开始趁火打劫。他找到勃兰特提醒他，倘若纪尧姆在法院上公开总理性生活的富于刺激的细节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魏纳还警告勃兰特，东德现在讹诈他易如反掌。其实魏纳本人未必真的认为勃兰特会受到讹诈。要挟勃兰特对我们没什么好处。魏纳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昂纳克，知道讹诈勃兰特不符合这位东德领导人处世谨慎的作风。勃兰特身边早已觊觎总理宝座的施密特在这件事上不像魏纳那样咄咄逼人，但也没怎么帮勃兰特。在国际社会上享有盛名的勃兰特在党内结果落了个四面楚歌的境地。他意识到，不仅他上台后身边一直潜伏着一名敌国间谍，而且本国的警察和情报机构还对他乱搞女人的事了如指掌。他的政敌随时可以利用这批材料来反他。勃兰特已陷入穷途末路。惟一的选择就是辞职。
我事先估计到东欧集团和莫斯科可能会对我们在勃兰特身边安插间谍一事作出不利于我们的政治反应，于是起草了一份题为《联合政府危机的事态发展及勃兰特的辞职》的报告，呈送给了昂纳克。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当时声称，他对纪尧姆一事感到不快，还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更不要说他从事的间谍活动了。昂纳克后来也这样讲。也许他们讲的是实话。然而勃兰特辞职仅一个月，米尔克告诉我，莫斯科同意我的观点，即这一丑闻的根子在西德的国内政治。勃兰特在东德的普通老百姓中有大批的拥护者，因为东方政策意味着他们可以与西德的亲人团聚。勃兰特的下台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在新施特雷利茨市，有人在街头交通标志牌上涂写了勃兰特街几个大字。勃兰特1970年首次踏上东德土地的爱尔福特市内出现了匿名大字报，谴责在他背后拆台的行径。北部城市居斯特罗的邮局截获了一封三位年轻姑娘试图发给勃兰特的慰问电报。上面说：“我们希望你的继任人有勇气完成你开创的事业。”无论东德还是西德，皆把勃兰特的下台看做是一场灾难。我主管的情报局成了众矢之的。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纪尧姆打入西德总理办公室是我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成就。勃兰特的崇拜者们前东德不乏其人不能原谅我在他下台一事上起的作用。为了以正视听，我必须在此特别说明，我把纪尧姆一案视为当时我们遭受的最大的失败。我们在勃兰特倒台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好比是将足球踢进自己的大门。我们既不希望，也没有策划勃兰特下台。然而一旦事态发展起了连锁反应，就难以再制止。我又该在哪个节骨眼上喝令停止呢？
政治与情报工作之间的关系常常别别扭扭。从安德罗波夫上台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我们遵循的一项基本方针是：间谍活动不应妨害缓和。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搞到北约秘密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正应了一句古老的俄罗斯成语：既要给熊洗澡，又不能弄湿了它的皮毛。在此情况下，明哲保身的最佳办法就是无所事事。我的一些同事很了不起，一生成绩平平，风平浪静。成功者既会得到奖励，也会受到惩罚。
勃兰特辞职两周后，我试图振作起来，在日记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勃兰特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一生硕果累累。现实政治的弊端更衬托出他人格的可爱。而我们无意之中却扮演了复仇女神的角色。
人们现在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问，让纪尧姆留在勃兰特的办公室难道不是代价太高，风险太大了吗？凡事自然要从最坏的角度考虑，从一开始就应想到一旦失败，会付出什么代价。但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吗？走到哪一步应该罢手不干？照此推论下去，所有国家的情报机构都得关门。可我并没有看到有哪个国家这样做，至少是现在还没有。
多年后，我还将有机会亲自感受到勃兰特的宽宏大量。1993年他去世前不久，在一次宣布出版他1991年撰写的回忆录的法文版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反对对我进行刑事起诉。我本来希望有机会亲自向他道歉，但他不想见到我或是纪尧姆，回函说：“那样会使我太痛苦。”
1995年夏，纪尧姆久病不愈后去世。我在柏林新建的马察恩墓地参加了他的葬礼。墓地周围是一群高层建筑，如今成了昂纳克梦想中的工人共和国的混凝土遗迹。简短的葬礼就要开始了。这时，大门被砰然撞开，一个人旋风般地走了进来。我转过身，希望进来的是克里斯特尔或皮埃尔，那个早熟的孩子。他所了解的父亲只是个假象。真正的父亲却是一个兼有双重身份的人。然而当他明白这一切的时候，隔阂已经铸成。间谍活动毁了不少人的生活，尤其是孩子。这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然而克里斯特尔和皮埃尔都没有露面。两人拒绝出席葬礼。旧日深深的创伤难以在纪尧姆去世前弥合。刚刚走进来的人是纪尧姆的第二个妻子埃尔克，我们挑选照顾他的那位女护士，也是他余生所爱的人。她默默地坐着，对人们好奇的目光视而不见，沉浸在对她所爱的那个人的回忆里。对她来说，他不是什么赫赫有名，抑或臭名昭著的大间谍纪尧姆，而是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一个眼看自己熟悉并为之献身的制度分崩离析，试图找回人生意义的老人。我和埃尔克一起走了出来，来到无人照看的墓地，看着棺木徐徐沉入穴中。按照共产党人的传统习惯，我将一支红玫瑰投入墓穴。
第十章 背叛这剂毒药
背信弃义绝非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日常生活中，亲朋好友常令我们失望。工作单位里，亲密的同事因为利害冲突或反目为仇，或暗射冷箭。这是生活中丑恶然而却是可以预料的一面。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背叛祖国是一种公民所不齿的行为，无论他们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持何种看法。我跟形形色色的叛徒打过交道。他们背叛祖国的动机从崇高到卑鄙，前面讲述过的男男女女也不例外。他们或出于意识形态、经济或政治动机，或纯粹出于个人目的向外国出卖机密情报。
有一类背叛尤其令人骨寒齿冷，特别值得研究。这就是身为一国谍报人员而向外国谍报机构出卖秘密的叛徒。有些人以为，干谍报这一行的人平时对同事就没有什么信义可言。一朝自己内部出了叛徒，也不会大惊小怪。其实不然。背叛对任何一国谍报机构来说都是一剂毒药。而防毒疫苗的效力却十分有限。
一个谍报机构的心理文化与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相仿。所有成员为了某个宏大目标或出于一种认同感凝聚成一个整体，不管这种认同感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一旦他们中间出现缝隙，猜疑的毒水就会渗透进来。潜伏在敌国的间谍，即使自己的工作与叛逃者毫无关系，下次走近秘密投递点（秘密投递或接受信件、口信或微型胶卷的地点）时，或是通过收音机收听总部发来的密码指示时，也会心有余悸，战战兢兢。一次重大叛逃事件发生后，征募新成员也变得极为困难。
背叛事件对于谍报机构的头头来说后果同样严重。一旦出了事，谍报机构马上成了本国政治家注意的目标。例如，艾姆斯一案曝光后引发的地震几乎使中央情报局完全陷入瘫痪。谍报机构的一员叛逃时，背叛的不仅仅是他认识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