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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求于我肯定觉得很丢面子。况且，他们来找我还冒着触怒西德盟友的危险。情急之下，哪怕是最牢固的意识形态朋友之间也会出现裂痕。
5月29日，两人又一次登门。但在正式邀我去美国一事上仍毫无进展。哈撒韦表示将向韦伯斯特汇报。如果我想继续探讨此事，可以找他联系。显然，他们指望我在随时有可能被捕的情况下会同意现在的条件，投在他们的羽翼之下。这时，查尔斯开始插话。他向安德列娅介绍了美国生活的诱人之处。临走前，他们留了一个直通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免费电话号码，互相交换了今后接头的暗语。我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情报，也没有做任何许诺。我知道，他们选择了等待。我的境遇只会每况愈下。
8月中旬，西德通过迪斯特尔出面提出的交易已彻底流产。我的选择范围急剧缩小。中央情报局显然也猜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同一渠道再次与我联系。我们又一次在我的乡间别墅会面。哈撒韦重提他小心翼翼称之为我的“不利处境”。他告诉我，韦伯斯特仍不同意向我个人发出邀请，但以帮助他们寻找中央情报局内的鼹鼠为条件换取我在美国得到庇护这一条依然不变。这一次，查尔斯比上次话多。他解释说，如果我决定寻求他们的帮助，就让我的妻子安德列娅去柏林市西面的动物园车站，在那儿拨一个免费电话号码。接通后自称是格特鲁德，说：“我找古斯塔夫。”柏林这边就会作出安排，帮我逃离。看来，眼前这个自称查尔斯的人在柏林负责我的案子。
我从他的这番话推想，只要一提到格特鲁德这个暗号，马上就会同时接通中央情报局总部及该局柏林站的电话。随后把我偷偷送出德国不会太难，很可能是坐飞机，苏联就是用一架军用飞机偷偷把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送到了莫斯科。我禁不住慨叹，1945年希特勒灭亡之后，我曾随首批东德共产党员从莫斯科飞回德国。45年后的今天，假如我真的在美国人的掩护下飞离柏林，那实在是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局。
9月底，我们又见了一次面，这一次是在我位于柏林市区的家里，但美方并没有加码。
此时，西德的检察官急不可待地宣布，10月2日半夜将派警察上门正式逮捕我。一家名叫《图片报》的小报派人找到我，提出替我支付律师费用，条件是由他们独家报道我被捕的全过程。我答复说，可以考虑。我已看透，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马戏，我无意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我告诉这家报社的记者，我没有离开德国的计划。这也差不多是实情。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够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可无处可去。由于我拒绝了波恩提出的出卖同事的要求，留在德国而又不受逮捕坐牢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此事过去很久，我才知道让中央情报局如此头疼的这名鼹鼠的真实身份。他叫奥尔德里奇·艾姆斯，是美国情报史上危害最大的一个叛徒。艾姆斯专门负责侦破世界范围内苏联的反谍报活动。他利用工作之便向苏联人出售美国间谍的名字，从而导致苏联境内的美国情报网全部瓦解。9年中，他利用这一职务以及后来在禁毒司的工作便利先后向苏共政权和叶利钦政府提供情报，共领取270万美元，成为有史以来身价最高的鼹鼠。中央情报局派来见我的人绝不仅仅是威廉姆·韦伯斯特的特使，而是加德纳·哈撒韦，前美国反谍报机构首脑。他在首次拜访我的几个月前刚刚退休。这都是后话。
哈撒韦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资深官员。他刚上任一年，就不断显露出苗头，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一个身居要职的叛徒。中央情报局内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美国在苏联境内的特务人员损失惨重。10人遭处决，另外几十人被判长期徒刑。他们还十分清楚，隐藏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叛徒仍在源源不断地泄露着美国的机密情报。哈撒韦就是这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略为做了点调查，哈撒韦这个人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刚刚退休。作为一个退了休的前情报官员，我对他的同情油然而生。他和我是一类人，无法在退休前与退休后的生活中间划一条线。我们想象中的退休生活应当是做做园艺，度度假，和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哈撒韦退休后仍然一直试图解开在位期间没有解开的一个致命的谜：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这个叛徒到底是谁？这个谜至今搅得他不得安宁。我还记得他坦言中央情报局还未侦破此案时凝视我的眼神。亲自跑到柏林夹请一个从前的敌人帮忙对他的自尊心一定是极大的伤害。可他无论作为一名情报官员还是一个普通人，已经深深陷入此案不能自拔。为侦破此案，他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起名为特别工作组，连中央情报局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其成员主要由退休人员组成，以防泄密。其中有一位妇女，任反谍报高级分析员。不管在中央情报局还是任何其他情报机构，像她这样的人均不多见。她曾参与破获在中央情报局内隐藏达30年之久的中国鼹鼠。这个班子里的人知识极为全面，给我印象很深。它的人员少得不能再少，换了我也会这么做。使用退休人员这一招尤其高明。借用中央情报局内苏联司的人有可能打草惊蛇，甚至会把这个鼹鼠也吸收到班子里来。所有这类反谍报工作都应遵照一个方针：蹑足而行。
艾姆斯最终是被中央情报局的对头联邦调查局挖出来的。我觉得，哈撒韦没能侦破此案恐怕并非因为经验或知识不足，更有可能的是他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正如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此人属于典型官僚。但我不想指责他没有挖出蛀蚀美国情报机构的这条蠢虫。抓叛徒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事后人们总觉得这事没什么了不起，各种线索似乎就摆在眼前，但这只是破案之后的感觉。
观察怀疑对象是否有反常行为是查找鼹鼠的正确办法。然而每一行里都会有人酗酒、行为不轨、婚姻不和、怀才不遇或因薪金不高而囊中羞涩等问题，更不用说神经高度紧张的间谍这一行了。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长期工作和生活在秘密环境中。受此影响，他们常感到别人必须遵守的法则不适用于他们，尤其像中央情报局内同苏联打交道的人。他们对敌手的思维方式了如指掌，潜移默化地受到对方的影响。特别是有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或满腹怨气时，他对祖国和自己单位的忠诚就会一点点地受到侵蚀。艾姆斯就是一个例子。
1985年艾姆斯正式被苏联招募为特务后，负责他的人是苏联驻美大使馆内克格勃的驻地代表安德罗索夫（克格勃正式派去的官员）。一年后，伊万·格罗马可夫接替了他的工作，60年代我就结识了他，当时他是克格勃德国科（第一总局第四司）科长。我知道他懂德语，但一点不知道他还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听说他去华盛顿工作后，颇感吃惊。他身材短粗，一副眼镜厚得像瓶底，天性快乐，喜欢高声大嗓地为克格勃的成就举杯祝贺。我从未跟他谈过他手下的这个王牌特务，但不难想象，刚在敌人心脏安营扎寨的他，看到艾姆斯投上门来会是怎样的欣喜若狂。
艾姆斯的案子令我大为吃惊，没想到他出卖情报如此之久竟未被发现，也没想到美国的反谍报机构无能到这个地步，万般无奈之中竟然请敌方的情报首脑帮助破案。
或许有人难以理解，我居然愿意坐下来和中央情报局的人谈。我并不想离开德国，也公开宣布过不打算移居海外。我根本不接受西德作为冷战中胜利的一方用他们的法律审判我和我的同事。依我之见，这种做法有报复之嫌。中央情报局建议的诱人之处在于，我可以在德国统一后的最初日子里暂避风头。我清楚，统一后的头几周或几个月里，报复的欲望最为强烈。如果可能的话，我不想去俄国。逃到莫斯科会给公众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我不愿留在一个新的德国。国内要求审判我的人会闹得更欢，借此指控我去莫斯科是为了把间谍的名字告诉苏联人。1990年我在莫斯科逗留的两个月里，外面已经有了这样的传言。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最关心的是争取我本人和曾在我手下干过的同事、特工和鼹鼠免受起诉，根本无暇在苏联人那儿扮演中间人。
当初中央情报局如果愿意邀请我去美国，我是会认真考虑的。这不失为一条富于戏剧性的出路，虽然对我来说只是权宜之计。然而我担心的是，假如不经正式邀请就飞到美国，一旦交易谈不成，中央情报局可以说是我自己找上门来的，并以此要挟，逼我按他们提出的条件合作。中央情报局自恃了不起，傲慢地以为我急于投奔他们，不惜置自己于每一个聪明的叛逃者都力图避免的不利境地：在敌手的领土上谈判条件。虽然哈撒韦9月26日就专程来到柏林，我们也备好了行装，但最后一次会谈仍是令人乏味地在原地兜圈子。
无论美国人、俄国人还是西德人都没注意到，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顾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入到这场奇特的拍卖中来。此主儿是以色列人，我是犹太人，一个犹太人在苏联阵营的情报机构身居高位是很不寻常的事。准确地说，我只有一半犹太人血统，因为我母亲是基督徒。但根据1936年颁布的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这一半的犹太血统也会使我受到迫害，如果我们全家没有经法国逃到俄国的话。根据我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冷战造成的敌对与隔阂，我本来应该是以色列的敌人。可我始终对犹太人的事很感兴趣。受家庭的影响，我觉得自己是犹太人的后代，虽然我并不信犹太教。
我和特拉维夫的接触很晚才开始。1989年11月4日，我出席了一次群众集会并在会上呼吁更换现任东德领导人。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叫艾琳·龙格的女人。她是一位学者，也是犹太文化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80年代成立于柏林。在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