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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科技部主任魏贝格，请他指点一下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应从何处下手。此公是个十足的学者。国家安全部内大部分高级官员都是战前参加过地下工作的老一代共产党人，个个有着不平凡的经历。魏贝格在他们中间显得不是一路人。他惟一的政治经历就是作为一名酷爱自行车运动的选手参加过红色体育运动。机关里盛行的等级之风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他拒绝享受职务带来的种种特权，坚持每天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为此成了机关里中高级官员的笑柄。他们喜欢在自己的上司面前炫耀自己开的进口车，如德国的大众，法国的雪铁龙和美国的福特。
魏贝格非要把有关核电站的所有已知细节从头到尾讲个明白，不管我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平时各处处长向我汇报时都是简明扼要。可魏贝格惯于长篇大论地做报告。我只好洗耳恭听，上了一堂研究生水平的应用物理课。魏贝格力主采用西德正在建造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当时我们用的是苏联的核反应堆。魏贝格对这种类型的反应堆隐含的危险看得很清楚。“要建反应堆就得选最新型的，沃尔夫同志，”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指政治局），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东德的核能发展计划始终未上马。我们情报局得以松了一口气。主要原因是费用太昂贵。同时东德领导人也担心与莫斯科闹翻。这件事过去几年后，西德由于无法解决冷却钠的难题，也放弃了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技术。我上的那堂核科学速成课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是，我在莫斯科的同事中间出了点名，成了无所不通的人。既精通谍报工作，又懂科学。一次访问距伏尔加河畔列宁诞生地乌里扬诺夫斯克不远的核研究中心时，我借助从魏贝格那儿学到的知识，问了几个内行人问的问题。该中心的人向莫斯科的克格勃同事汇报时，对我掌握的关于这一课题的知识大为吃惊，称赞不已。
60年代中期，东德在技术革新这一更广阔的领域上明显落伍于西德。西德在研究和开发上投入数百万元的经费。而我国领导人除偶尔因一时兴起对某个偏爱的项目关怀一下外，对科技战线经费捉襟见肘的现象并不重视。有限的经费转用于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以避免公众骚乱。
一次，我同牢骚满腹的科学界里的熟人交谈后，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们的间谍既然可以渗透到波恩政界和北约总部里面，为什么不能搞到工业机密呢？虽然搜集政治情报是我的拿手好戏，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科技部的潜力却越来越入迷。家里的人开玩笑说，童年时期我憧憬在苏联学习航空工程学的梦，现在终于有个机会圆了。我仍然订阅所有能订到的航空杂志，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
我看到，由于西方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技术，加上东德科学技术人员出国机会有限，我们在化学工程、微机械学、机械工程和光学领域的一批出色的科学家在高科技领域辛苦的结果等于重新发明轮子。我琢磨着，通过非法手段设法搞到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会对我们大有裨益。此外，如果我们能在减少本国工业部门的亏空方面助一臂之力的话，也许国家领导人会更重视我们谍报机构。
不用说，我们局当时这方面的人才远远不够。我与情报局的一些高级官员讨论了这一想法。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在科技专业的学生中间招一批人。施蒂勒就是首批加入国家安全部的学生之一。
当时他是莱比锡市卡尔·马克思大学里的一名成绩出色的物理专业学生。我们在当地的征聘人员看中了他。通过了当地政府的政审后，施蒂勒来到东柏林，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保证今后在国家安全部的岗位上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仿照年轻时读过的描写共产党人的惊险小说里的人物，选择了施塔尔曼这个化名，德语里意为“铁人”。我以前的上司用的也是这个化名。签名的笔迹未干，他与两位负责他的官员已干了一杯科涅克上等白兰地。
施蒂勒是个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沉着的眼神中透出一股精明劲。我没有跟他这样级别的人亲自打过交道。不过他后来常吹嘘说，他认识我。就他的性格而言，他属于那种工于心计的人，而不是我们用的另一种有坚定信仰的人。施蒂勒被分配到科技部第1分处。该处负责跟踪西德的原子弹研究进展情况并监视在西德部署的所有新式武器系统。 施蒂勒叛逃前，手下掌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10余名告密人以及7名西德间谍，其中包括在巴黎工作的原子物理学家多贝廷。《注》、在位干卡尔斯鲁厄的核研究中心工作的高级研究员菲勒、西门子公司的一位经理以及在汉诺威的核工业部门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由于施蒂勒的叛变，西德还破获了在哥廷根大学任原子研究部主任的豪费教授。他是克格勃发展的人，但由我们在东柏林控制。
除了重点搜集最新核技术外，科技部还扩大了搜集工业情报的范围，设法了解西德方兴未艾的计算机业的情况并寻找愿意绕过西方禁令与我们做生意的商人。这方面我们干得最出色的间谍之一是阿诺德，化名施托姆。年轻时即被派往西德，奉命长期潜伏。如今他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西德分公司已身居要职，利用工作之便将公司内部有关新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的资料递送给我们。阿诺德这个人有点让人琢磨不透。政治上他早与我们拉开距离。我们给他的钱，他也不收，但出于对东德感情上的依恋继续向我们提供情报。
有关计算机的研究成果对东德尤其宝贵。罗博特罗恩是东德引以为豪的世界一流微电子公司。然而我们的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或日本。罗博特罗思不至于被甩在后面的惟一办法是获取西方禁止出售给我们的技术和软件。罗博特罗恩基本仿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组成，主要依赖窃取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技术成果，差不多成了它的一家非法分公司。 由于工作成绩出色，施蒂勒很快被晋升为大尉。他决定叛逃时仕途正看好。据我所知，他叛逃完全是为了追求西德更舒适的生活。他跟老婆已离婚，有一个在东德当服务员的情人，叫黑尔佳。她有一个哥哥在西德。施蒂勒通过她哥哥与西德谍报机构接上了头，时间大概是70年代中期。他与西德谍报机构做了一笔交易：他向西德提供科技部的情报。西德付给他高额酬劳，并最终允许他定居西德。潜在的叛逃者一般都会采取这种交易方式。问题是，一旦敌方谍报机构诱使对方人员下水后，它更希望新发展的间谍留在原地，从敌人的心脏提供宝贵的情报，而不是逃到自己这一边来。叛徒当然不这样想。尤其是日久天长，他暴露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结果通常是一场意志上的较量。交易的每一方都试图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
施蒂勒背运的时候到了。1978年，负责肃清国内敌特的东德反谍报机构发现了他寄到西德某处的一封密码信。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西德外国情报局的秘密地点。反谍报机构的首脑无法破译这封信的密码，也查不出发信人是谁。他下令今后对发自同一邮政编区的所有信件一律进行检查。果然，几个月后，又截获了一封发往同一地点的电报。这一次我们的反谍报机构成功地破译了密码。电报说：一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笔迹辨认专家判定电报出自一个女人之手。事后得知，这次是黑尔佳替施蒂勒转告负责他的酉德谍报官员，他无法递交一批微型胶卷。
如果施蒂勒不跑的话，本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对他产生怀疑。只有一次，反谍报机构的人碰巧看到他和一个陌生人会面。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与他自已汇报的和已知关系接头的时间地点对不上号。有关部门对此并没有做出什么结论。1976年，由于西德对我们潜伏的间谍突然收网，我下令除最必要的活动外，所有在西德的活动一律暂停。我们开始限制施蒂勒去西柏林，但仍允许他去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与他负责的一位西德耳目会面。他借此机会偷偷通知西德外国情报局，我们利用计算机分析法加上暗中监视已逮捕了他们打入东德军队里的几个间谍。
1978年底，施蒂勒已是惊弓之鸟，担心自己随时会暴露。后来我才发现，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可惜为时已晚。他与西德外国情报局摊了牌。西德方面最后同意他叛逃，并保证安排好他在西德的生活。不知是成心还是疏忽（西德情报局的马大哈作风无论在我们圈子内还是在中央情报局都是出了名的），西德给他的伪造证件粗劣得根本没法用。施蒂勒决定持科技部的边境特别通行证自己逃出东德。
每个处的这张特别通行证由该处处长亲自保管，任何需要去弗里德里希大街边防站办事的人每次使用时都要签字。弗里德里希大街边防站是东西德之间在柏林的主要过境点，也是谍报活动最猖獗的地方。迷宫般的一条条走廊两侧是一排排的锁柜（投递情报的绝好地方）。严格地说，该边防站位于东德、实际上它却划分为东德和西德管的两部分，中间由巡逻的边防军隔开。任何在该站西德一侧坐上火车的东德人仍然可以被东德当局逮捕归案。
科技部的人曾抱怨说，每回领特别通行证去弗里德里希边防站办事时都要签字的规定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和侮辱。我心想，你们愿意这么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