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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龙最关心的是他的4个儿子将来是否上得起大学，因为他出不起政府奖学金外的那部分学费。德国统一后，他的叛变随之曝光。西德新闻界把他描绘成一个有着魔鬼般冷酷和贪婪的间谍。我对他叛变的动机持不同看法。我认为，他决定为我们当间谍的举动说明他深谙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真谛，并且肆无忌惮地去追求金钱，不惜把其他一切置于脑后。看到周围那些春风得意的达官贵人凭借金钱升官发财，他选择了在他熟悉的推一市场上出卖他的知识。
有些叛徒会有一种一仆二主的幻觉，觉得从敌国领取报酬的同时仍在为自己的国家工作。至少他们自己内心是这样想。然而库龙与我们见面时，已完全丧失了自己是西德情报局一员的感觉。日后法院传他在审判我的案中作证时，他告诉法官，他对酉德情报局除了恨以外，再没有任何留恋。像他这样死心塌地投靠敌国并同意留在原单位的鼹鼠是每个谍报首脑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事不常发生。然而一旦遇到这样的人，多破费点也值得。大多数主动找到敌国，要求当鼹鼠的人只想干上不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像施蒂勒那样以此为资本叛逃到敌国。
我能想到的推…一个可以与库龙比美的人就是艾姆斯。后者向克格勃泄露的机密同样丰富。艾姆斯心理上与库龙有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他在中央情报局里也感到怀才不遇，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两人都贪图金钱和享受，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他们对自己情报局的情况了如指掌，知道如果谈交易时谨慎小心，会受到敌国谍报机构的严密保护。
库龙成了我们的超级鼹鼠。须知，此人平时干的正是把东德和苏联的间谍变成为西德做事的双重间谍。现在他愿意向我们出卖这方面的情报。不错，他开的价码是不低，而且要求把钱直接汇到第三国银行的一个匿名账户里。可他对我们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库龙不愧是一名间谍高手，谈交易时还要求加上几条“例外条款”，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谈判拍一部电影的交易一样。同时还要我们保证，不逮捕他告发的双重间谍。这并不表明他为人特别慈悲。库龙深知，这些双重间谍如果接二连三地遭到逮捕，迟早会使人对科隆的反谍报机构产生怀疑。我答应了这一要求。
这一巨大收获令我们兴奋不已，于是给他起了个化名，叫施塔尔（也是明星的意思）。库龙的真实身份属于绝密。我们从来不提他的真名，哪怕是在我自己的绝对安全的办公室里也是一样。维也纳那次会面后，我们又先后在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和突尼斯与他接头。库龙将叛变西德情报局的东德间谍的名字告诉了我们。
库龙和我选择见面的地点极其谨慎。每次接头都在人们一般消闲度假的地方。
下一步是答应库龙提出的条件。库龙坚持这笔交易要得到我的亲自认可。我报请米尔克批准支付这笔钱之前，想先见见此人。我们给了他一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护照，派了一架飞机把他从维也纳经捷克的布拉迪斯拉发接到德累斯顿。我的女婿贝恩德在机场接上他，开车送他到我们在乡间的一处秘密地点。库龙属于那种可以很快适应环境的人，哪怕是敌国的隐蔽据点。我们以典型的德国人方式谈成了一笔精确的金钱交易。他退休后，甚至还可以领取一笔养老金。付给他的工资相当于东德情报局内的一名上校。当天，他即告诉我，我们手下的两个人，加劳和他的妻子格林德已叛变西德。这对夫妇在西德为我们当联络员，负责向东德间谍传递情报。
加劳把他知道的东德间谍姓名告诉了西德反谍报机构。为了不暴露加劳的双重间谍身份，西德并不逮捕这些人，而是监视这些特务在干些什么，见了哪些人。被监视的人暂时并没有什么危险。如今有了库龙，西德谍报机构的一举一动尽在我们掌握之中。
正事谈完后，我们为库龙举行了晚宴。国家安全部里经过严格审查的服务员在一旁伺候。库龙讲了一些笑话。我请他看了几部东德的风光纪录片，并表示希望今后能在东德经常见到他。库龙提到上司蒂德格时，这个名字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以前他的脑子还是蛮好使的，”他开玩笑说。“他是个挣俩花仨的人，没有酒就活不了。”当时我在脑子里记下了这个细节，以备以后用，哪里会想到贪图享受的蒂德格有一天也会自动送上门来。
被库龙这样的人出卖的间谍和鼹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就我所知，东西德的谍报机构都没有出于报复或防止情报泄露的目的下手干掉哪个人。然而双方都无法否认他们使用过勒索或腐蚀的手段。例如，为了胁迫莫伊茨海姆当双重间谍，西德方面冷酷地让他在长期坐狱和叛变之间做出选择。换了我们，十之八九也会这么做。
50年代以后，东德不再判处间谍死刑，叛变的东德谍报官员除外。对我们来说，把西德的重要间谍关起来更有价值，以后待时机成熟时可以用这批间谍换回关押在西德的我方间谍。只有背叛祖国的谍报官员才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如科技部的特斯克。1981年，他把部里的文件藏在家里洗衣机的事败露。他原来计划携带这批文件叛逃到西德，以此作为卖国求荣的礼物。
1981年，特斯克被处决。他是东德政权下处决的最后一名犯人，从而为历史加了一个悲剧的脚注。下令处决特斯克的原因至今对我仍是一个谜。人们常指责我这个外国情报局局长置特斯克于死地，或至少没能救他一命。我对他的死是否感到有责任？坦率地说，我必须区分各种责任的大小轻重。
特斯克企图叛逃的事败露后，反谍报处与审讯处联手将他逮捕。这两个处均归米尔克管。像所有被东德抓获的间谍一样，他被送上不公开审理的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的这一性质令他的处境极为不利。案子到了这一步已不归我们管。不过80年代初时，根据刑法应判死刑的犯有重大叛变罪的人常常被减免为无期徒刑。我知道特斯克的下场不会太妙，可没觉得他一定会死。更奇怪的是，他的死刑是1981年6月在莱比锡的一家监狱里执行的，事先没作任何声张。处决的方式仿照苏联人的做法，趁他不备朝后脖颈开了一枪。处死特斯克很难说是为了杀一儆百，因为连我们情报局的人都不知情。我觉得这反映了东德走向没落时思维不清的状态。
一年前，1980年，东德军事谍报机构里的一名海军上尉扎尔科佐夫斯基向西德人出卖了几个潜伏在西德的东德间谍。米尔克听说后暴跳如雷。1982年，在一次我和其他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厉惩办投敌分子。“（东德建国）32年后，再出现这类事件是不能允许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完全一致。我们中间也会出现败类狗杂种。如果我知道是谁的话，会让他一辈子不得再次为害！”
米尔克这番话表明，他对司法机关宽大处理叛逃人员极为不满。名义上法院独立审理这类案子。但在涉及某个具体案子时，上面是可以施加影响的。特斯克被处决也许就是上面的旨意。此案还有一处令我费解。根据东德的法律，只有证明特斯克确实有投敌行为时才能处决他。这方面甚至还有一个先例。一个叫特伦的官员准备叛逃时被抓获。法院驳回了检察官提出的判他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要求，理由是虽然被告有明显的叛逃意图，却没有实际的叛逃行为。因此，即使根据东德的严厉刑法，处决特斯克也是非法的。
有人指控我对特斯克的死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但我必须承认，面对一个过于依附于政府并受其操纵的司法制度，我沉默得太久了些。每一位东德的谍报官员都懂得，叛逃的下场很可能是死刑。他们当初参加工作时自己曾宣过誓：“如果日后我违背了这一庄严的诺言，甘愿受到共和国法律的严厉制裁和人民的唾弃。”直到1987年东德才废除了死刑。
和平时期处死间谍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我经历过的叛逃事件中既有东德人员，也有西德人员。今天仔细想一想，觉得死刑起不了什么威慑作用。一个人投敌的动机很复杂，通常还掺杂了本人的一种自信或自以为是的心理，觉得自己可以瞒天过海。
至于臭名昭著的“湿活儿”，即谍报这一行内秘密处决的做法，这种事的确有过，而且今天也照样有。我在这里…一举出在中央情报局手下失踪的人的例子无异于引火烧身，反会被人倒咬一口，指责我如何隐瞒苏联谍报机构的多次不法行为。50年代时期，保加利亚和波兰的谍报机构素有冷面杀手之称。东德的反谍报机构在这方面也不干净。这里我要再次说明一下，流传甚广的绑架处死叛逃人员的事件其实多半是绑架时强力安眠药用多了的结果，而不是蓄意谋杀。
可以说，杀害叛逃人员是虚弱而不是强大的表现。对于这种水平极低的勾当，我不屑一顾。间谍小说里绘声绘色描写的湿活儿其实是一种很笨的办法。相比之下，我们对莫伊茨海姆这样人的利用要高明实惠得多了。先把他当作双重间谍，以后又变成三重间谍，从而得到最佳结果。我们的过失在于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和贪婪。然而这样做的并非东德谍报机构一家。 库龙为我们干事非常认真，常常在合同规定以外的事上帮助我们。鉴于他的价值极高，我特别做出安排，无论白天黑夜他都可以通过一个专用电话号码找到我们。遇有紧急情况时，他可以随时通风报信。库龙在西德反谍报机构里深受信任，可以接触到西德策反东德特务的大部分机密。通常他先不哼不哈，静以待观，等西德方面得手后再通知我们。过早地打草惊蛇会引起西德的疑心，于他于我们都没有好处。
只有一次例外。几十年来，我们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