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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12月，加劳被判无期徒刑。格林德4个月后被释放，但受到警告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过去的事。1988年夏天，她丈夫死于包岑监狱。格林德硬说是我下令杀死了他。
事实并非如此。加劳是一个性情敏感，自尊心很强的人。阶下囚的日子尤其让他难以忍受。我相信，他是在得知他的名字没有列在西德要求与我们交换的间谍名单上后才在狱中自杀。由于他先后被自己信任的西德谍报人员出卖过两次，人们后来对他萌生怜意。可在我眼里，他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间谍。虽没有死罪，判他坐狱一点不冤枉他。 1990年10月5日，两个德国统一后的第三天，库龙来到东柏林与我手下的一位高级官员讨论他的去处。当时人们争相自保，背叛事件层出不穷。我手下的一名爱将抵制不住西德方面的诱惑，答应帮他们破获我方的间谍。此人正是当初发展了库龙，接待了蒂德格的卡尔·格罗斯曼上校。出卖他人的人最终轮到自己被人出卖。奉命保护我们在西德反谍报机构里的两名头号鼹鼠的人结果自己也成了叛徒。面对眼前的一幕幕，我感到一种被嘲弄的苦涩。
格罗斯曼的背叛意味着库龙和为我们干事的其他重要间谍的戏已经唱完了。库龙本人也明白这一点。他默默无语地从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手里接过付给他的最后一笔钱10000马克，并同意接受东德外国情报局当时为保护它的炭发可危的间谍所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帮助把他介绍给克洛勃。在苏联谍报机构的协助下，或许他可以逃到莫斯科。
苏联当时一门心思改善与西德的关系，对我们极为冷淡。接替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维尔纳·格罗斯曼与他们反复交涉，刚柔并用。最后克格勃终于同意，我们的重要间谍中的任何人只要愿意，均可去苏联避难。库龙最初同意去苏联，时隔不久又改变了主意，担心一旦去了苏联就再也出不来了。
库龙佯称需要回科隆与妻子商量一下是否去苏联。一到科隆后即给西德反谍报机构的保卫处挂了电话，称他有要事相商。他打算再要一次花招。他告诉上司说，克格勃想拉他做间谍。他提议以双重间谍的身份为西德工作，帮助西德反谍报机构了解苏联人对什么情报感兴趣。长期以来这正是他为我方做的事。在当时库龙面临的压力下，一个曾克服了巨大心理障碍投靠敌方的叛徒往往会再次回到自己人一边。危急关头库龙试图孤注一掷。不过这一次他的运气到头了。
库龙刚来到自己工作多年的科隆反谍报总部的办公室，即被拘留并受到审问。当天晚上，东西德所有间谍中最狡黠的人终于举手投降，供认他实际上一直只为一方工作东德反谍报机构。由于库龙出卖过大量情报，西德方面虽有来自我方的格罗斯曼相助，仍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搜集完起诉库龙的所有证据。1992年，他被判处12年徒刑，关在劳席德监狱。直到最后，他都不肯服输。他对自己下场的评论是：“有些人一辈子天天与灰色的文件柜打交道。跟他们过的这种枯燥无味的日子比，我等于活了5辈子。”
蒂德格于德国统一前夕逃到苏联，靠着克格勃及其后换汤不换药的俄国谍报机构的资助，过着吃穿不愁的生活。传说他又帮助俄国人搞西德的情报。我对此表示怀疑。通过与苏联新旧谍报机构里的朋友交谈我得知，经历了德国谍报史上最后几年的反反复复之后，俄国谍报机构对两个德国的谍报人员都心存猜忌。冷战临近尾声时他们感觉，弄清一个德国间谍到底为哪边干简直不可能。今天，他们仍持这种看法。
第十一章 谍报与反谍报
如今冷战已成为历史，事后诸葛亮很容易当。什么苏联如何笨拙啦，在许多方面如何不如其头号敌人美国啦，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啦等等。然而在整个国际关系为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所主宰的40年里，人们根本没有这种感觉。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忧心忡忡，生怕莫斯科有一天实现赫鲁晓夫发出的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誓言。受此恐惧心理的驱动，西方的谍报与宣传机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运转着。此外，苏联谍报工作的成就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政治想象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谍报与反谍报工作则源于对西方奉行的击退共产主义政策以及后来里根发出的星球大战的威胁的担忧。无论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西方阵营均怕对方夺得战略上的优势。
身为举世公认的共产党国家中最卓有成效的谍报机构的前首脑，由我总结一下东德谍报工作的成败功过恐怕再合适不过了。
在东西方谍报人员的圈子里，我素有社会主义阵营内莫斯科的心腹之称。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如果它是指我每个星期一早上给克里姆林宫或克格勃打电话，与他们商讨一周的工作安排的话，则纯系子虚乌有。如果是指我从斯大林逝世后一直到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时与苏联的一些当权人物关系不同寻常的话，那倒是真的。由于我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又是在苏联度过的，因而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既以一个目击者，又以一个局外人的双重眼光审视整个冷战时期苏联的思维方式以及它的秘密谋报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苏联谍报机构在美国和欧洲的收获最丰。当时它可以依靠这些国家内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德国和英国，但也包括美国。苏联仿佛是一座灯塔，吸引了大批的人坚定地投身到它的谍报机构之下。这段时期发展的一批间谍是最优秀的。在他们的协助下，苏联得以在核竞赛中赶上对手。甚至经历了麦卡锡时代以及1945年古先科叛逃到加拿大事件后，他们中仍有许多人没有暴露。
从我们情报局成立之日起，我们就把谍报工作视为一种光荣的职业。过去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著名间谍建立的丰功伟绩和积累的经验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如索尔格与他的大名鼎鼎的助手维尔纳和克劳森。维尔纳战时曾为苏联在中国、但泽、瑞士和英国搜集情报。克劳森曾是索尔格的发报员。此外，还有隐藏在纳粹外交部心脏的伊尔莎·施特伯；在戈林的空军里任军官，同时又是红色乐队的头头的舒尔策·博伊森。该小组成员还包括哈纳克和库克霍夫两对夫妇。我们情报局里就有很多第三帝国时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如我的几届前任蔡瑟、施塔尔曼、科布和沃尔韦伯。他们对往事的回忆让我听得如醉如痴。我意识到，向新参加我们队伍的人宣传老一代人的事迹，使其懂得谍报工作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我们还给这种做法冠以一个堂而皇之的名字：继承光荣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在谍报工作上的不同做法清楚地反映在它们称呼自己的语言上。中央情报局和西德情报局按文官制度给每一个成员定级。而我们则仿照苏联的一贯做法，在情报局实行军衔制。国家安全部部长是四星将军，然后依次往下排。我们甚至谱写了自己的战歌。国家安全部还有一个合唱团，通过歌曲表达我们永远忠于党的事业的决心。有一首俄国歌曲歌颂了战斗在敌后的间谍。我把它翻成了德语。这首歌的歌词开头是：
我们是祖国的眼睛和耳朵，
我们是无名战士。
我们的功勋无人知晓，
时刻与敌人周旋……
随后是雄壮的合唱，歌颂战斗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人。看不见的战线一词源于列宁建立的第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契卡。我们从来不称自己是间谍，而是用侦察员这个路德时期的含有褒义的德语词形容自己。“特务”一词只指敌人，从来不用于自己一方。这些不过是语言心理学方面的起码常识，但它成功地渲染了一种气氛。受此气氛影响，东德的谍报人员常怀有一种浩然之气，视敌人为丑陋的小人。
这里要说明一下，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相比，军事化的组织手段绝对是第二位的。西方谍报机构根本不搞这一套。就我所知，中央情报局也好，英国的军事情报6处也好，大多数西欧国家的谍报机构也好，均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成员无论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对自己的看法非常实际，无半点浪漫色彩。我不是说这些谍报机构的人员不称职。他们其实都是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我是指这些谍报机构的成员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么神圣，不过是辛辛苦苦搜集情报供其他了不起的人物分析的小职员罢了。我们恐怕走了另一个极端，引入了一套军事组织结构，严格限制个人的生活习惯并向部下灌输我们的事业是崇高的事业的观念。然而通过以上做法我们的人员强烈感到自己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从而巩固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忠诚。没有忠诚，任何谍报机构都无法运转。
我一向认为，很少有人纯粹为了钱当叛徒。中央情报局总是喜欢用钱去收买人。克格勃也是一样。克格勃后来很难找到出于信仰为它当间谍的人，尤其是在美国，只好用钱去收买。苏联最后几年谍报上的重大收获均来自自动投上门来的贪财之徒，如头号间谍艾姆斯，而不是为了打入敌方某个部门事先挑选的特工。我们情报局通常早在潜在的特工人员还是学生时就开始培养他们。
当然，对库龙这样的来自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叛逃者，我们不惜重金收买。可这种情况实属例外。一些更有头脑的苏联谍报人员认识到，在西方发展潜在的鼹鼠时必须牢记，除了钱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我喜欢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诱人之处。我不是指有时为了帮助客人消磨时光向他们提供的妓女服务或黄色录像带，而是这些客人在铁幕的另一边受到款待时感受到的刺激。有时，我们邀请拉拢对象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苏联访问，尽管这类访问毫无必要。易受影响的西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