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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离开桑给巴尔前还和一个美国人有过一面之交。当地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是木薯。每到收获季节，岛上的外国人都受到邀请，参加收获木薯的劳动。到了地头，先是乐队奏乐，士兵跳舞表示欢迎。随后开始收割，一直干到腰酸背疼为止。我旁边是美国驻桑给巴尔领事，一个个头不高，目光警觉，精力充沛的人。当地人把我俩带到一边，尽可能婉转地解释说，我们错把纤小细嫩的木薯当成了杂草，将其连根拔出后扔进了垃圾堆里。我好奇地想，这位叫卡卢奇的美国人是否知道我是何许人。他是一位受器重的外交官，后来一直做到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尽管我们帮助桑给巴尔纯粹出于公心，扩大我们在第三世界的活动的基本动机并没有因此消失，即继续争取更多的国家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承认。到了1969年时，访问东德的外国友人络绎不绝，争先恐后地要求我们提供援助。叙利亚和埃及不顾哈尔斯坦主义，打开了与东德的关系。苏丹、南北也门、刚果（布）、柬埔寨和罗得西亚解放运动紧随其后。接待一次埃及内政部长意味着要按照米尔克的指示，把所有的窗子都擦上两遍。国家安全部大楼的院子里还要排列好仪仗队和青年合唱团。我开始感到这种关系成了不必要的负担，不管访问奇乡异国多么富于刺激。米尔克和我的首要职责是确保我们在欧洲谍报战中的优势，而参加这些送往迎来的活动占用了我们的大量精力。西德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如今一些中级官员却被派往人地两生，政局不稳的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工作。烦恼归烦恼，发展这方面的关系乃是我国领导人的旨意，不是我能决定的。对此谍报机构只有贯彻执行。
有一段时间我们尤其重视与埃及的关系。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后，纳赛尔总统通过他的内政部长戈马将军表示，他希望与我们交换情报。我的副手访问了开罗，受到隆重的接待。原来纳赛尔想请我们帮助查出隐藏在埃及政府和军队中的以色列特务。他认为这是埃及战败的原因。 我们告诉纳赛尔，东德在以色列没有间谍。他听后大失所望。可我们说的是实话。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33年里，东德始终未能渗透到以色列的谍报机构里。在莫斯科的督促下，早期我们曾试图从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中发展我们的人，但一直没有得手。我们所需的有关中东地区的情报大致上可以通过美国和西德的渠道以及后来巴解组织谍报机构得到。我也就不再苛求。 我十分担心会陷到中东里面，无法自拔。可苏联人与以色列这个敌人较上了劲儿。我决不会仅仅为了帮助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出口气而花费气力去搜集情报。在我眼里，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我看到渗透活动事倍功半时，马上停止了在以色列发展间谍的活动。
再说有迹象表明，埃及人提出交换情报时藏了一手。我们表示希望了解北约国家在中东地区的谍报活动。埃及谍报首脑穆罕巴拉为此接见了我们。此公为人狡黠，首次会面时用的是假名。我们知道他跟中央情报局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因此防了他一手，以免他把我们想了解的情况告诉美国人。为了增加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埃及谍报官员领我的代表参观了一家制造火箭的秘密工厂。这是一家奥地利企业在前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的一位同事皮尔茨的帮助下建造的。埃及人认为工厂里有人搞破坏，想请我01协助侦破此案。我不想让人觉得我of情报局好像是一个谍报方面的咨询机构，哪个国家出钱雇我们，就替它解决国内问题。因此回绝了埃及人。
我认为，在海外开展谍报工作必须要找与我们同心同德的人。我不赞成与那些和苏联及东欧不是一条心的国家做临时性的交易。时隔不久，我们看出与埃及的合作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结束了这种关系，但与戈马本人和他主管的内政部仍有来往。1970年纳赛尔死后，新上台的萨达特指责戈马是叛徒。我们情报局在开罗的成员减至一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内任联络官员。他主要负责大使馆内和馆员的安全保卫工作。搜集有关美国、西德和其他北约国家谍报人员在埃及活动的任务落到了合法驻外人员的身上，即一国驻外使馆内伪装成外交官的谍报人员。我们在开罗的人将情报送回国内情报局主管中东事务的第3科，然后再上转负责第三世界事务的第3处处长，由他交给我的副手耶尼克将军。耶尼克只向我汇报他认为确实重要的内容。我们在华盛顿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里的人也是一样，先把情报报回主管美国的第2处，然后再转给第11处处长，由他交给耶尼克。
1969年5月，距纳赛尔去世前几个月，一批进步的军官在苏丹军事学院院长尼迈里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我们置桑给巴尔的教训于不顾，觉得苏丹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有可能成为我们打入中东的一个瓶子。夺取政权的苏丹革命指挥部渴望建立自己的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并请东德提供谍报及经济上的援助。
我对苏丹所知甚少，只知道该国北部人民有着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期传统。苏丹人不信任埃及，因为它曾长期扮演英国在这一地区代理人的角色。苏丹北部的穆斯林与南部地区信奉泛灵论的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使国家陷入混乱。从刚果、扎伊尔和埃塞俄比亚涌人的难民进一步加深了苏丹的贫困。由于位于战略要地，苏丹吸引了世界各国的谍报机构及雇佣军。这些人为所欲为，常常和自己一方也不是一条心。
苏丹革命后不久，我访问了该国。显然，我见到的这些青年军官对他们现在需要捍卫的社会主义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他们参加革命出于其他的原因，如渴望国家独立，战友之情或是换一种名义加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一位军官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因为每个星期五他向穷人提供免费餐。我与尼迈里的会晤不带个人色彩，只涉及公务。一次我陪他出席一场群众集会。只见他从吉普车上一跃而下，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讲演期间，尼迈里多次被男人的口哨和女人的呼喊声打断，中间夹杂着事先安排好的捧场喝彩。随后他跳上吉普车，一溜烟地开走了，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和内政部兼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哈马达拉更熟。苏丹的警察和谍报人员大多是英国或埃及人统治期间训练出来的，一副英国人的派头。进出房间时，他们会在拳头和肘弯处夹一根短棒，转身时迈正步走。
我第一次见哈马达拉是在他家的花园。他身材魁梧，黝黑的皮肤泛着光亮，显得非常健康。他一手抚摸着牧羊犬，一手招呼我进来。我与他促膝交谈。哈马达拉冷静地向我介绍了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面临的复杂问题以及建立一支意志坚强、不偏不倚的安全部队的重重困难。除我俩外，桌子旁还坐着一个身材略矮，身穿卡其布军服的男人。见面时哈马达拉只是简短地介绍了他一下。他的名宇听上去像阿拉伯人。以后东德开始与南也门打交道后，我又见到了他。他叫穆罕默德·穆提尔，是南也门安全部门的首脑，以后任外交部长。后来因执政党内的派系斗争在狱中被毒死。
哈马达拉是少数几位与我有着亲密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的非洲政治家之一。他去东柏林看过我几次，对自己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阿拉伯世界与黑非洲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苏丹革命前他从未去过社会主义国家，但对非洲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有着令人惊奇的成熟想法。他非常担心尼迈里会解散革命委员会，投靠西方。“在这件事上你们帮不了我们什么忙。还得靠我们自己解决，”他阴郁地说。
哈马达拉的预测很快成真。1970年，尼迈里掉转航向，将哈马达拉和其他左派人士逐出革命委员会。第二年，左派人士发动政变未遂后，尼迈里将政府内所有社会主义者悉数逐出。当时哈马达拉正在伦敦。他不顾我们的劝告，决定飞回祖国，重整旗鼓与尼迈里斗下去。然而他乘坐的英航包租飞机被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迫降在利比亚。卡扎菲马上将哈马达拉和一名随从引渡给苏丹。哈马达拉被判处死刑。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临刑前，他一边吸着烟，一边与卫兵平静地交谈。一小时后即被处决。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又一位朋友在正义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即使是今天，我仍然认为，哈马达拉的牺牲使苏丹失去了它的最优秀的儿子之一。他的眼光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国人。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下，我们无法继续作为谍报顾问在苏丹工作下去。1971年，我们撤回东德，再也没有返回苏丹。
撤出苏丹前不久，我还和本世纪最臭名昭著的雇佣军头子之一的斯坦纳打了一次交道（和我们贿赂过的西德联邦议员斯坦纳不是一个人）。斯坦纳1933年出生于慕尼黑，是个地道的雇佣军头子。他干这一行始于法国外籍军团。在越南争取独立的战争中，他所在的特种部队曾与胡志明的部队交过手。1954年法国战败后，他又跑到阿尔及利亚战场上施展他打仗的才能。1962年，阿尔及利亚打败法国，赢得了独立。斯坦纳首次独自涉足雇佣战争是在尼日利亚。1967年，由于不同石油利益集团的冲突，尼日利亚爆发内战。该国盛产石油的地区打出比夫拉的旗号，宣布实行自治。斯坦纳训练了比夫拉的突击队员，从此与欧洲、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的谍报机构搭上了线。在斯坦纳的协助下，比夫拉成了非洲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西德和其他国家的军火商向这一地区提供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武器，包括当时最先进的眼镜蛇式和罗兰式导弹。斯坦纳本人有一支数千人的私人部队，打着画有骷髅和交叉股骨的旗子。
比夫拉的冒险尝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