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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夫拉的冒险尝试失败后，斯坦纳又投入苏丹南部叛军的怀抱。这一举动引起英国谍报机构的注意。英国前驻苏丹武官、南方航空动力公司的老板巴纳德和他的一位同事杜瓦尔向斯坦纳提供了地图和无线电电台等设备。杜瓦尔名义上为西德人道主义组织工作，实则是英国谍报机构在当地的官员。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斯坦纳靠这条线与中央情报局勾搭在一起。中央情报局想借他之手推翻尼迈里政权。斯坦纳通过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一个邮政信箱向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内的一名叫普雷斯顿的先生提出所需的武器清单。斯坦纳自称是向南部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非洲协会代表，在这一幌子的掩护下装备训练了一支杀人不眨眼的游击队，在苏丹南部滥杀平民百姓，并对苏丹军队和警察发动袭击。斯坦纳将司令部设在朱巴附近偏僻的塔芬格，还修了一条跑道。朱巴是苏丹南部的重镇，又是来自乌干达的人员和军火的集散地。当时乌干达政府得到了以色列军事顾问的帮助。一次当地人为我们表演节目，跳起了自己部落的舞蹈。咚咚的鼓点和舞蹈者的旋转令人昏昏欲睡。突然，一个赤裸的身上涂抹了灰炭的老人冲我们跑了过来，一手持短矛，一手挥舞一条鱼。我前面的几位保镖一跃而起，一个用身体挡住我，另外两个制服了那个人。事后得知，我躲过了一次反叛分子谋划的暗杀。康拉德在他所著的小说《黑暗的中心》里描写了非洲世界的扑朔迷离和刺激。这一次总算让我亲身体验了一回。
我们在喀土穆与苏丹和利比亚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晤，同意帮助他们擒拿斯坦纳。我方谍报人员首先摸清了某一天内他的确切行踪。此外，乌干达迫于非统组织的压力不再支持斯坦纳。借助这几方面的有利条件，我们终于擒住了斯坦纳。
斯坦纳被捕后，等待他的命运是处决。应苏丹政府的请求，我们答应参与对他的审讯。我的主要任务是让苏丹人懂得，审讯犯人（无论是斯坦纳还是其他人）的目的是从他口中得到仍在进行的或正在策划中的叛乱活动的情报，不是通过恫吓或拷打进行报复。可我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桑给巴尔也好，其他与我们多年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也好，如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无一例外地滥用了我们传授给他们的技能。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做法强调孤立敌人，对之晓以利害，而不是严刑拷打或恐吓。可是真正做起来时，这些国家的审讯人员很少有不出格的。
传授审讯方面的技巧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派往桑给巴尔的东德专家中没有一名审讯方面的专家。我们试图让桑给巴尔人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证据支持的口供没有法律价值。靠严刑逼供得到的口供没有丝毫价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全保卫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懂得这个道理。。东德的审讯人员均受过专门的法律方面的培训。主管审讯的第9处直属国家安全部部长。我不清楚他们法律培训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其中包括取证手段要合法的原则。当然，审讯技巧也是培训的部分内容。他们让一个犯人开口讲话的方法恐怕与西方同行的做法没什么不同。拷打和逼供受到禁止。如果有逼供的现象，也是违反纪律的行为。依赖非法手段逼供的事西方肯定也干过。一次，苏丹革命委员会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巴卡里跑到桑给巴尔骄傲地告诉我说，总统的一名敌人向他招了供。他命令此人给自己掘一个墓穴，然后让卫兵冲天放上几排枪。结果他乖乖地就范。埃塞俄比亚的做法最为残酷。犯人常常受到严刑拷打并被肆意处死。这方面的消息令我们触目惊心。和西方国家一样，我们也不无悲哀地认识到，在非洲当权者的眼里，警察和谍报机构不过是他们在部落、种族和个人恩怨冲突中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了解情况的手段。
在如何对待斯坦纳一事上我向苏丹人耐心解释，像斯坦纳这样死硬的人，只有他觉得自己会受到公正对待时才会开口说话。他们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让两名民主德国的审讯员去见他。此前斯坦纳受审时态度一直十分顽固。看到两名德国人来到他的囚室与他交谈，斯坦纳显然松了口气，虽然这两个人来自信奉社会主义的那一半德国。他在世界各地曾与共产主义为敌。我觉得对付他的最佳办法是动之以情。他的妻子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们设法从她那里搞到了他们的结婚相册，并安排他的一些亲戚给他写信。我们的这一姿态缓和了他的抵触情绪。斯坦纳讲述了自己在苏丹这场错综复杂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最终我们从他这里对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伪装的组织和谍报机构在苏丹境内编织的这张大网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们努力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影响的同时，西德和其盟国的谍报机构也没闲着。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尼迈里最终倒向西方。斯坦纳也获释，到西德定居。
苏丹和斯坦纳的例子说明，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谍报活动作用十分有限。我们每卷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前，都要对战略、经济和军事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归分析，我们和西方国家一样，卷入第三世界首先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争夺势力范围，并试图把全球染成我方的红色。久而久之，我们认识到靠提供谍报和军事援助换取外交承认代价过于高昂。早在我退休前，情报局的同事和中央委员会里主管谍报工作的官员就已看出，我们原封不动地把自己的经济体制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收效甚微。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后，无论是我们还是受援国都获益不大，完全是得不偿失。由此换得零零星星几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外交上的承认实在意义不大。
然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我们因为与第三世界国家结成的联盟以及在那里展开的工作不禁有点飘飘然，以为我方在冷战中占了上风。我们觉得，由于自己的努力，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最终将使全球权力平衡向我方倾斜。勃列日涅夫坚信，世界力量的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化。他试图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和非洲之角全面推行一项支持激进左派政府的政策。
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想法与昂纳克的心态不谋而合。1972年与波恩签署的基本条约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昂纳克于是可以自由涉足迄今为止对我们关闭的国家和地区。对此他显示出孩子般的热忱，并萌生了成为一名国际政治家的念头。昂纳克竭力使东德参加世界事务的心情不难理解。他这个人缺乏眼光，但自尊心很强，渴望作为一名改善了东德普通百姓生活的领袖而名垂青史（直到临终前，他仍可以一口气说出在他执政期间建造了多少套住房和卫生间）。他深知，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他永远超不过他的前任、东德首位领导人乌布利希的地位。东德外交局面打开后，他打算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超过乌市利希的成就。
我们内心很清楚，昂纳克与第三世界领导人的一系列互访以及期待有一天他可以访问华盛顿、东京和波恩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不是冷静思考的结果。但我们这个小国正是从这种自我感觉良好中汲取了力量。下面这句口号绝妙地反映了集愚蠢透顶和小肚鸡肠为一体的心态：“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门里一些胆大的人把这一口号当做笑话互相传诵。
一方面，昂纳克寻求扩大我们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出于好胜心理，渴望被苏联人视为东欧集团内最卓有成效和大胆的谍报伙伴。我们是靠外国谍报工作赢得了莫斯科的尊重。米尔克最初对我们开展的这方面的活动并不热心。他本人是干反谍报出身，兴趣一直在侦破隐藏在东德内的敌特，不管是真的还是假想的。与克格勃首脑会晤时，他常夸耀东德的反谍报机构抓获了多少敌特。苏联人对此不感兴趣，抓多少也不会让他们吃惊。苏联人对我们的器重取决于我们通过外国谍报活动得到的有关北约国家的情报和我们在非洲，以及后来在中东取得的成果。
因此，我们从卷入非洲逐渐发展到涉足中东，并与一些靠恐怖活动引起国际社会注意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南也门日益成为连接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桥梁。1969年南也门革命政权成立后，我们向亚丁派出了一个人数庞大的顾问团。我们与南也门之间的合作范围超过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除了提供经济技术和教育援助外，还派出了国内国外谍报领域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整个南也门任我们驰骋。当年东德的谍报人员培训期间都曾先后被派到南也门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开玩笑说：“去学学骑骆驼。”
亚丁对我们的到来张开双臂表示欢迎。这与我们在中东其他国家受到的对待大相径庭。当时南也门正在同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的邻国北也门展开一场异常激烈的谍报战。由于我们来自一个分裂的国家，也在与自己的西德同胞打一场谍报战，亚丁的领导人坚信，我们是最能理解和帮助他们的伙伴。苏联人为了从这一动荡地区得到可靠情报并支持它的亚丁盟友，鼓励我们大举卷入。
此外，还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1975年，葡萄牙独裁政权垮台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上台执政。我们与苏联和古巴一道进入了莫桑比克。罗得西亚和南非白人政权支持的抵运（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叛乱分子不断对新政府发动袭击。我们对扭转局势满怀信心。东德为莫桑比克培训大批的谍报人员、军官和警察。6年中国家安全部一共接待了1000多名莫桑比克学员。我们主要向他们传授反谍报、加强边防以及反走私方面的知识。莫桑比克境内的培训由我们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