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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这场冲突渐渐失去控制，苏联军方与克格勃在应对的策略上争执不休。莫桑比克政府内的权力斗争因此愈演愈烈。我认识到，我们就加强各方之间的配合提出的建议再好也白搭。苏联人那头没人爱听。我们于是开始收缩在莫桑比克的活动，但仍继续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技术援助。一直到1987年才彻底停止了这类援助。
在安哥拉，我们向该国抵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三个派别之一的人运（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给予了谍报和军事方面的支持。人运成立于1961年，信奉马克思主义。军事方面，我们乐于让古巴人在这场政治背景复杂的战争中负责战略的制定。古巴人刚到那会儿士气还是很高昂的，对卡斯特罗派他们到世界另一个半球打仗感到骄傲。他们肯动脑子，对游击战又熟悉，仗打得很漂亮。然而安哥拉的战争始终难见分晓。安哥拉人民饱受战火，国家遍体鳞伤。中央情报局和得到苏联支持的古巴人各支持一派极有可能延长了安哥拉人民的痛苦。
在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苏联和古巴谍报机构觉得我们不过是潜在的武器来源而已。莫斯科的立场是尽量满足埃塞俄比亚人的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秘密贸易机构“科科”接管了这项工作。我们还向东德支持的几个国家的军方领导人介绍了什么样的西方技术和电子武器最适合非洲严酷的气候。有几次由于情况紧急，还通过“科科”直接为它们搞到了急需的装备。
我们在安哥拉化险为夷的同时，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却日益恶化。和苏联人和古巴人一样，我们没想清楚目标是什么就卷入了这个国家。当时埃塞俄比亚境内有两场战争。一场是同邻国索马里的战争。索马里原是苏联的盟友，1977年转而投靠美国人。另一场是同争取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的战争。这两场惨烈的战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远非我们所能影响，更不要说左右了。我们对越来越深地陷入非洲之角的血腥争端中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一个悲剧说明了这种困境。
1973年，我国领导人决定派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兰贝茨和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马尔科夫斯基会埃塞俄比亚，力促交战各派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为了显示善意，第一步先争取使厄立特里亚人坐到谈判桌旁。这一决定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两人于是和我的副手耶尼克一同动身前往埃塞俄比亚。
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从的黎波里乘直升飞机前往卡扎菲扎在沙漠上的帐篷去拜访他，希望说服他对厄立特里亚领导人施加自己的影响。飞回的途中，直升飞机不幸坠毁，两人同时丧生。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我和他们很熟。早在戈尔巴乔夫出现之前，他们就是党内领导人中赞成改革的极少数人中的两个。尤其是兰贝茨，东德知识分子和许多年轻党员都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接昂纳克的班。
由于兰贝茨丧生的地点颇不寻常，人们不禁纷纷猜测，这次事故也许是有人暗做手脚的结果。我也深为关注，亲自审阅了有关这次事故的报告。后来查明，利比亚的直升机驾驶员不具备夜间飞行的资格，但兰贝茨坚持要他当晚送他俩回的黎波里。事故看来确实出在这里。
受此不幸事件的影响，我们更不愿意与利比亚建立直接的谍报联系。不过后来的黎波里请我们帮助搞到军事技术时，我们根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利比亚是这一地区少数几个有能力，而且愿意为索求的技术知识或特殊装备慷慨解囊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我们和利比亚只签订了另一个重要的合同：由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提供保镖的司在东柏林郊外的一个秘密营地训练卡扎菲的私人卫士。
东柏林为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举行完葬礼后，我的副手和党中央的另一位官员飞往亚的斯亚贝巴，试图完成牺牲的同事未竟的事业，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由于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的强烈反对，他们此行一无所获。这实际是一个苗头，预示着我们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凶多吉少。我们本来是埃塞俄比亚正式请来培训他们的谍报人员的。可时隔不久，我们说话已没有人听。残暴无比的安全机构内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为埃塞俄比亚出力更大的苏联人处境并不比我们好多少。
社会主义阵营内惟一似乎能在埃塞俄比亚玩得转的国家就是古巴。随着古巴人信心日增，经验日丰，他们成了非洲大陆上最出色的谍报人员。古巴人懂得非洲人的心态，对形势有更好的把握。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莫斯科卷入埃塞俄比亚之初即犯了一个错误：试图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它在卷入其他国家的冲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错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极端落后，地形地貌复杂，军事手段根本行不通。我们和古巴人认为，如果达不成政治解决办法，开展游击战收效会更大。另一点分歧涉及我们卷入的规模。我觉得，集中力量援助一国，如埃塞俄比亚，比四面撒网效果会更大。其实到头来怎么做都无关紧要。我们也好，苏联和古巴人也好，很晚才醒悟到：非洲的政治家，无论其政治色彩如何，最终都按自己的治国设想行事。我们纵然有各种打算和手腕，也难以改变这一点。70年代末，我们减少了卷入的规模。回想起来，我们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收效却如此之微，令人不胜啼嘘。
美国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陷入众多难以取胜，而且是非模糊不清的冲突中不能自拔。连美国的公众舆论都常常认为自己的政府支持了错误的一方。在争夺第三世界的活动中，我们比西方多一点点优势。由于我们这些国家的议会毫无实权，新闻媒介又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干些什么本国人民无从得知，至少是所知寥寥。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久，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协助他们在这个遥远的部落国家搜集情报。这一次我不再退让。我告诉米尔克，我们在海外已经力不从心。卷入阿富汗的冲突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一口回绝莫斯科提出的任何请求是极不寻常的做法，但这一次我们达到了目的。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避开这个烂泥塘是多么明智。我们的援助仅限于在阿富汗建了一家医院，并在东柏林为圣战者组织的领导人与莫斯科在喀布尔的代理人纳吉布拉安排会谈地点。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都记得列宁在他哥哥亚历山大因谋刺沙皇被处死后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另走一条路。”我们信奉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理论根本不提倡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在我们眼里，这种行为和扔块砖头砸碎银行的玻璃没什么两样。也许当时感觉很开心，可第二天银行照旧开门营业。70年代末，国家安全部和外国情报局与一些采用恐怖主义手段的组织搭上了线。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委内瑞拉的恐怖分子兼刺客伊里奇·桑切斯（不无讽刺的是，他用了列宁的名字），人称豺狼卡洛斯以及自称为红军派（RAF）的西德恐怖主义团体。它的两个头目分别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人们因此也称它为巴德尔一迈因霍夫团伙。我们与这类组织的关系依具体情况有深有浅。但当时我绝不可能如实把这些关系的深度抖搂出来。
1969年，我们驻开罗使馆里的谍报官员开始与巴解组织的阿拉法特和更激进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头目哈巴什秘密接触。当初开始这类接触完全出自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我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国家中，只有巴勒斯坦人民未能实现自己合法的民族权利。不仅以色列，而且埃及和约旦也剥夺了他们的家园。由于我们当时在民主德国孤陋寡闻，对阿以冲突的复杂渊源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在东德尽人皆知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行径，可连我这个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的历史都不清楚。
1972年底，东德正式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昂纳克在东柏林接待了阿拉法特。这次会见刚结束，我们情报局即收到与巴解组织互通情报的指示。莫斯科对此欣然支持。当时巴解组织即将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的地位。苏联非常希望同巴解领导人发展多方面的合作。
然而苏联人和我们热衷发展与巴解组织的关系因一件事蒙上了阴影。1972年8月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一个名叫黑九月的巴勒斯坦恐怖团体的成员闯入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地，当场打死两名试图抵抗的运动员，并将其余9名扣为人质（我们和全世界各国一样，对这次袭击感到震惊）。当时任西德内政部长的根舍组织了一次营救，但因计划不周惨遭失败。所有人质连同恐怖分子均在这次行动中丧生。事后这次营救行动在西德和以色列受到强烈抨击。发生在德国土地上的这一事件（即使是在另一个德国）对我们东德人也是一副清醒剂。我们认识到，恐怖分子在国外发泄他们的不满简直太容易了。为此东德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从巴解组织的政治立场以及我方安全的角度研究巴解运动的诸项目标并提出一份政策性文件。我们情报局也有人参加了这一小组。东德给予巴解组织内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一派半外交地位似乎不失为防止我们自己成为这类袭击的目标的妥善做法。我们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