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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母均是共产党员的德国孩子，斯大林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既富于智慧，又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好似童话故事里心地善良的魔术师一般。我常想象生活在“伟大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很多年里，我一直以为这就是苏联的正式国名。我觉得这个国家一定是白雪皑皑的世界，人民善良，还有魔法师暗中相助。弟弟则更善于形象思维。他常常一连几小时坐在那里，画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肖像。他笔下的斯大林看上去像是童话里的好汉。
1933年国家社会党人上台后，我们在德国开始度日如年。纳粹焚烧柏林国会大厦后栽赃共产党人，德国各地随后掀起了迫害左翼人士的浪潮。父亲既是犹太人，又是共产党人。为了躲避危险，他逃到奥地利。我家而后多次受到搜查。一次，我没好气地顶撞了一个褐衫冲锋队员。他把我按在墙上，威胁说，要是我不交待父亲藏在哪儿，就把我送进“霍伊贝格”。霍伊贝格是我们这一带第一所集中营，政治犯都关在那里。大人们对它窃窃私语。我却完全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当时我还年幼，把纳粹和左派的冲突看做是两拨人打架。我深知这些身着褐色衫的人和我们一家极为不同，甚至根本不是一类人，并隐隐感到自己已经是一名小战士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首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一次，纳粹又来家里翻箱倒柜。那伙恶棍冲进我们的游艺室，肆意践踏我们珍爱的玩具和图书。我和弟弟怒不可遏。母亲竭力做出平静的样子，以掩饰内心深处的恐惧。事后，她骑车带我们跑到斯瓦比亚绿树成荫的乡间，看望父亲的舅舅迈尔。我们跟他很熟，称他“老爷爷”。
老爷爷在这个小镇上素有行为古怪之称。他原是律师，退休后隐居森林，和养的羊住在一起。他在当地小有名气，人称神医。父亲恐怕正是受了他的影响，才从传统医学转向自然疗法，并把那本他著的关于自然疗法的书献给了他。我们去时正值逾越节，他只能给我们吃未经发酵的面包。这样的食物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简直味同嚼蜡。虽然他没能让我们饱口福，却讲了许多摩西五经里有趣的故事，还告诉我们犹太节日的含义。
几个月后，在瑞士共产党的帮助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逃到瑞士。德国共产党此时已被宣布为非法。从瑞士，我们又到了法国。法国当局把我们当做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我们只好藏在布列塔尼一个小岛上的朋友家里。父亲随后也来到我们身边，他在这里写完了剧本《马姆洛克教授》。这是描写犹太人在德国遭受迫害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还没等这个用德语写成的剧本在苏黎士首演，华沙和特拉维夫的犹太人剧院已把该剧搬上舞台。剧本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极大成功，苏联还根据这出戏拍了电影。1939年该部影片在纽约上映后，父亲的名字在美国也传开了。许多年后，弟弟康尼也以此剧为蓝本拍了部电影。
纳粹对此很快作出了反应。不用说，在纳粹政权下，该剧从未上演过。家里财产遭没收，父亲的名字被当局列入“有害作品”作家的黑名单里。此后不久，我们全家被剥夺了德国国籍。1937年，不仅父亲受到当局通缉，连母亲和我们兄弟俩也受到通缉。我和弟弟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如果说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可以因一件事而形成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被祖国视为罪犯。
如果不是逃到瑞士的话，我们一家人很可能遭到同其他犹太血统的亲戚一样的命运。他们的名字后来永远地镌刻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里。老爷爷就没能逃过大屠杀的劫难。莫斯科的一名德军战俘告诉我，老爷爷后来被捕入狱，最后死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里。那年他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
60年后，我漫步在黑兴根镇一尘不染的小街上，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爷爷。看着街上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们，想象着他们在纳粹政权下的表现，我不禁脊背一阵发凉。这种感觉只有一个德国人才会有。对于纳粹暴行，他们究竟了解多少？内心深处又隐藏了多少昔日罪恶的秘密？也许大城市更容易抹去往昔的痕迹，置身德国小镇，我却无法排除对自己同胞产生的不愉快的念头。
纳粹此时已冻结了我们在银行的存款并没收了全部的财产。苏联的庇护救了我们一家。在一个剧作家朋友的帮助下，父亲在莫斯科老城区一条建于19世纪的小街上找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小街弯弯曲曲，曲径通幽。它的前面就是深受文人艺术家们偏爱的阿尔巴特大道。1934年3月，我和母亲、弟弟随父亲搬进新居。
我们开始慢慢适应了这种陌生的语言和文化。同院孩子们的粗鲁让我害怕。他们常跟在我们后面喊：“德国人，胡椒，香肠，泡菜！”，还笑话我们的短裤腿。我和弟弟于是央求母亲，非要穿长裤腿的裤子。母亲拗不过我们，只好答应。她叹口气说：“现在你们该算是穿戴合格的小大人了！”
不过，我和弟弟很快就喜欢上了周围的新环境。我们这两个在德国乡村长大的孩子对繁华的城市生活感到相当刺激。那时候，人们还把葵花籽皮随地吐在人行道上。马车咕隆隆驶过街道。莫斯科其实还是一个“大村子”，一个土里土气的城市。我和弟弟开始上的是李卜克内西德语学校（这是一所为讲德语的孩子开办的学校，以领导1919年1月德国斯巴达同盟起义的社会党人领袖的名字命名。起义失败后不久，李卜克内西即在柏林遭暗杀），以后又转到一所俄国高中。等我们长到13或14岁时，已经和当地孩子一样，讲一口带有莫斯科口音的地道俄语了。我们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乔治和维克多·费希尔。他们的父亲是美国记者路易·费希尔。我的别名“米沙”就是他们给起的，一直延用至今。弟弟不甘落后，也按康尼的发音起了个俄国名字，叫“科利亚”。
在我印象中，30年代的莫斯科是个明暗交替的时代。城市变化日新月异。此时我已是一个很爱思考的少年，斯大林在我眼里再也不是什么善良的魔法师了。然而，莫斯科周围接二连三拔地而起的高层公寓楼群，街上川流不息的取代了马车的黑色轿车确实让人有种目不暇接之感，好像真的有谁魔杖一挥，把一个旧日的莫斯科变成了未来世界。美观大方的地铁站也投入了使用。车站的灯饰属装饰艺术派风格，深入地下的楼梯式电梯令人目眩。下午放学后，我们常去观赏地铁站穹隆的屋顶。它真像一座巨大的地下教堂。20年代的缺粮现象此时有所缓解。虽然盖了许多新楼，父亲的朋友们，主要是俄国知识分子阶层里的人，却宁愿留在彼此为邻的旧家。每年5月1日都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这一天的新闻常常包括当时重大的事件，如切柳什金的探险队征服了北极后大胆地从北冰洋的浮冰群中脱险。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倾注不亚于西方孩子对自己喜欢的足球队或棒球队的痴迷。
我和康尼无比激动地加入了苏联少年先锋队。它相当于西方的童子军。我们学唱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战斗歌曲和歌颂祖国的歌曲。每逢11月苏联革命节来到时，少先队员们便排着整齐的队伍从红场前走过，向列宁墓上那个小个子高呼颂扬的口号。周末，我们一家到莫斯科郊外的乡下采草莓和蘑菇。虽然住在城里，父亲依然坚持热爱大自然的生活习惯。不过，我很留恋德国的精美食品。苏联人粗糙的饭菜，比如作为主食的养麦面粥和酸牛奶，实在引不起我的胃口，日后我逐渐习惯，爱上了所有俄式饭菜。我包的俄国水饺在西伯利亚以西这一带没人比得上。不过对于养麦面粥，我始终没有好感，也许是小时候吃伤了的缘故。 夏天，我被送到少先队夏令营并被任命为我们这一群孩子的头儿。在给父亲的信中，我抱怨夏令营的燕麦片粥如何难吃，营地纪律如何死板。父亲的回信充满了惯常的乐观。他要我和其他孩子组成一个委员会展开斗争。“告诉他们，斯大林和党不容许这种浪费现象。质量才是重要的。你作为一名优秀少先队员，尤其是一个负责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吵架。你和其他小组的头儿应该一起找营地负责人交涉……孩子，不要为此垂头丧气。”
苏联现在成了我们惟一的家。1939年，我过16岁生日时取得了苏联国籍。父亲从巴黎来信说：“现在你是苏联人民中的一员了。”我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自己性格中并没有父亲那种乌托邦式的激情。我属于更实际的一类人。当然，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大清洗的时代。昔日的老革命常常被安上种种骇人的罪名，遭到处决或被流放到北极圈内的集中营。人民内务委员会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撒下的大网正在我们认识的流亡苏联的朋友和熟人身边收紧。对此，我们这些孩子感到迷惑不解。多年来我们受到的教育是，苏联是社会进步和人道主义的灯塔。
大人们的沉默和支吾瞒不过孩子的眼睛。我们隐隐意识到，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周围的环境。在1936年至1938年，学校的许多老师先后失踪。德语学校也被关闭。我们这些孩子注意到，大人们当着那些失踪者家属的面绝口不提“失踪”的人。不用人教，我们马上自动遵守了这一怪异的礼节。许多年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一时期共产党所犯下的大量罪行以及斯大林个人应负的责任。但在当时，他是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