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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窃听器，确保秘密交谈不被窃听，等等。东德外交官也向国家安全部的反谍报部门反映情况，但绝不是什么洞悉了美国真实意图的石破天惊的消息。偶尔，驻华盛顿大使馆里的谍报人员会向我们汇报一些旁听到的里根或布什总统的只言片语，参议院里的逸闻趣事或是某个产业大王的真知灼见。诸如此类的消息，通常过几天在报纸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在美国开展谍报活动的感觉。苏联人对普通美国人的心理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因而同美国人打起交道来更加得心应手。可苏联人仍认为，我国地处欧洲前沿的战略地位以及比邻柏林美占区和西德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在渗透美国方面具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从50年代开始，克格勃请我们帮助搜集有关“头号敌人”的情报，并监测美国与西德的关系以及在西德内的活动。虽然我们在美国本土上的谍报工作收获甚微，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在家门口的西德发展了一批可靠的情报来源。60年代反战运动以及反传统的社会思潮风靡一时。这对我们在欧洲的美国人中间发展间谍极为有利。此外，深受青年知识分子喜爱的政治哲学家赫伯特·马库塞的作品也起了作用，如《单维人》。美国在西德的驻军雇用了大批美国人，此外还有一个人数庞大的外交使团。这些人都是潜在的发展对象。而且根据盟国签署的柏林市地位协定，大多数美国人可以自由出人东柏林，不会因去东德受到任何怀疑。
美军在海德堡的司令部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之一。同在这里工作的人拉关系也很容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海外服役期间通常缩在本国人的小圈子里。而美国人却喜欢交际。遇到不熟的人请他喝酒吃饭，聊聊美国人在欧洲的生活感受，一般来者不拒。我们还发现，美国人喜欢贪便宜。苏联人干起这种事来比我们老辣得多。他们认为，美国人答应为一个外国人做事常常是受到物质上的诱惑，即使他们自己很有钱。我们注意到，美国谍报人员拉拢东德人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时，往往一上来就以优厚报酬作为诱饵。而我们发展间谍继续打政治信仰这张牌。有时也利用人的报复心理。当两者都不奏效时，或者发展对象显然就是冲钱来的时，我们才用金钱这一招。
通过一个名叫耶尔德勒姆的土耳其人，我们使用金钱手段收买了几个人。耶尔德勒姆是美军在柏林基地的汽车修理工，在修理厂干活时经常与技术专家在一起调侃。谁挣多少钱都瞒不过他的眼睛。聊天中大家流露出自己憧憬什么样的汽车。据此他可以请到哪个人对自己的收入尤其不满，有可能出卖情报捞点外快。通过他的引见，我们认识了美军中的几个潜在人选。
耶尔德勒姆介绍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内从事电子谍报活动的专家霍尔相比。美国政府对这一通讯机构严加保密，甚至指示其工作人员否认它的存在。国家安全局的人开玩笑说，该局的英文缩写（NSA）是“没有此局”的意思（英文中“没有此局”的缩写也是NSA）。倘若能够渗透到这个局里，收获之巨可想而知。耶尔德勒姆挑中霍尔是因为霍尔对美元贬值造成生活水平下降满腹牢骚。他建议我们试试这个人。
霍尔在位于托伊费尔斯贝格的柏林地面站工作。我们称它为美国的大耳朵。该地面站建于西柏林附近的一座山顶上。山顶上的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部毁于战火，因而有“魔山”之称。专家认为它的地理位置尤其适于接受电磁信号。美国人给它起了个不疼不痒的名字，叫柏林地面站。其实它是美国在欧洲的电子监听心脏。各种先进的侦听天线如蛛网密布，触角一直伸到东德与西德交界的地区。该站共有1300余名高级技术人员截听无线电和电话通讯。他们对截听到的内容加以分析后分成不同种类，然后将其中有价值的情报转给美国和北约当局。华沙条约国的侦听活动根本无法与此相比。因而对苏联来说，对抗西方电子侦听的最佳办法是尽可能了解西方的侦听手段，然后想出反侦听的对策。
认识霍尔前，我们通过托伊费尔斯贝格里的几条内线多少知道一点该站的内部建制。它的成员包括美军第6912电子安全小组和英军的第26信号股。但我们对该站能接收多少讯号，以及这些讯号发自何方几乎一无所知。我OJ知道，该站是截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内电话通讯、东德空军无线电和电话通讯以及国家安全部来往电讯的中心。以后又发现，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我方使用的无线电密码。每天向党中央汇报国内国外政治形势时用的就是这种密码。可惜发现得太晚了。
主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政策的米塔格同我国核心经济和金融部门之间的通讯渠道也受到美国人的窃听。这好比是每天把东德最新的经济动态拱手送到美国人面前。西德人多次要求美国人允许他们接触这类情报，但屡次碰钉子。美国人不相信西德有能力确保这些高度机密的情报不落到我们手里。美国人的这一决定看来还是正确的。话说回来，倘若西德人可以直接看到送给米塔格的报告的话，再加上他们对两个德国之间贸易状况的了解，恐怕很早就会得出结论，东德经济上已经垮了。
有了霍尔这条内线后，我们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有关托伊费尔斯贝格的机密和绝密情报。霍尔和耶尔德勒姆都是贪得无厌的人。外国情报局第9处副处长艾希纳负责评估霍尔提供的情报，有时也直接向我汇报。我非常器重他的直觉和周密的思考。“这下可发了，”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只要此人小心谨慎，可以一直干下去。”霍尔为我们干的5年中，我们一共付给他10万美元，超过他的工资收入一倍还多。有段时间他提供的情报尤其丰富，一年就拿了3万。对我们来说，这笔数字相当庞大。不过同他向我国政府和莫斯科提供的价值连城的情报相比，实在不算什么。在这期间，霍尔被提升为电子谍报分析处里的一个小头头。他提供的情报质量随之上升。1985年，他回美国接受进一步的培训，之后被派到驻扎在法兰克福的美国第5军军事谍报营工作，最后一直做到第5军内主管电子及讯号谍报工作的头头。
霍尔选在法兰克福的PX百货商场与耶尔德勒姆接头，以购物作掩护将一个装有文件的塑料袋交给他。耶尔德勒姆随后独自驾车来到霍尔在市内租的一小套公寓房子，把这批材料复印下来。有时要一直干到晚上。干完活后这个土耳其人开车返回柏林。霍尔再把文件放回原处。为了多赚钱，霍尔向我们提供的文件越来越多。由于数量太大，情报局的分析员处理不完，叫苦不迭。我这才建议把这批材料转给苏联人。这些材料中不仅有东德感兴趣的细节，还有大量对莫斯科更有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过苏联人这批材料的来源。
由于这批文件涉及的大量技术细节超出了我们局分析员的能力，我们还请安全部无线电谍报与反谍报处处长予以协助。他后来得出的分析结果中包括了一条当时不为我们所知的重要情报，直接关系到军事部署。他发现，借助ELOKA电子战系统，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可以精确地知道华沙条约组织指挥部的位置以及东德与苏联之间的部队调动。换言之，尽管华沙条约组织的将军们竭力遮掩部队和武器装备的调动，可每次重要的调动都没有逃过托伊费尔斯贝格的眼睛，并立即传给华盛顿或布鲁塞尔。
我们从霍尔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包括一份“国家信号情报手册”。这份文件长达4000页，里面解释了如何使用“信号情报”手段搜集政治和军事情报。我们从中得知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认为自己在哪些领域不甚了解情况。了解这一点极其重要，我们可以据此推断美国人会增加哪方面的活动，并采取相应的反措施。另一个重大成果是搞到了一份代号为“天蓬”的报告。里面列举了一旦爆发全面战争时，北约为破坏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指挥中心将采用的各种类型的电子战手段。而且详细说明了如何破坏苏联最高司令部向其武装部队下达命令时使用的高频通讯。我们把这一情报转给苏联人后，他们在通讯线路上安装了干扰装置并采取了其他的防范措施。
由于霍尔提供的情报数量太大，我们担心会引起怀疑，建议他悠着点干。有一回他一次就交给我们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谍报与安全指挥部的13份整套文件、指令和工作计划，还有美国今后10年准备研制的无线电谍报技术的详细方案。此外，霍尔还提供了里根宠爱的反导弹防御系统星球大战计划的机密材料。美国军事谍报机构在美国国内的出色表现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托伊费尔斯贝格它显然失于疏忽。霍尔调回国后，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可惜他大贪心，为了多捞一份外快，又把同样的文件出卖给了苏联人，结果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1988年12月，他与耶尔德勒姆来到佐治亚州萨凡纳市的一家饭店，与一名扮成苏联谍报官员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接头。俩人随即被逮捕。法庭上宣读的列举霍尔罪状的起诉书证实，6年中，美国对东欧国家的电子侦听活动由于他的泄密受到严重的破坏。霍尔对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的10条罪状供认不讳，被判40年徒刑。拖他下水的魔鬼耶尔德勒姆也因间谍罪受到起诉。
我们从化名孩子的卡尼那里得到的有关美国电子谍报技术的情报也极其重要。卡尼是一名空军中士，在西柏林的腾佩尔霍夫机场任语言和通讯专家。美国空军把这一机场当做空军基地。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与在法兰克福的欧洲分局和柏林一托伊费尔斯贝格有直线联系。根据卡尼提供的情报，我们详细地了解到这一通讯系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