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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间谍，卡尼的弱点在于他柔弱的心理性格。他是同性恋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整天提心吊胆，害怕禁止同性恋的美军会利用他是同性恋这一点在军队里搞臭他。1984年他返回美国后，向我们提出要来东德避难，声称和他同在通讯部门工作的向性恋伙伴死于浴池内，头上套着一个塑料袋。他含糊地说，这是一个想对他下毒手的谍报机构干的。我们担心他随时可能会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管浴池谋杀案是真是假，他恐怕已受到监视。倘若他此时试图离境，很有可能会被逮捕。怎样才能把他从这种危险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呢？我们决计来个瞒天过海。这一招只有紧急关头才用，而且回回灵验。卡尼持伪造的古巴证件从美国飞到哈瓦那，然后再途经莫斯科飞到东柏林。
救出卡尼后，下一步要做的是尽量使他过得愉快。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东德的生活沉闷乏味，消费品和娱乐活动也远不及美国丰富。我们竭尽全力防止他陷入忧郁症，哪一天走进美国使馆坦白一切。为此，我们安排他监听在西柏林的英美使馆和各研究所发出的英语无线电讯号，把他认为我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详细记录下来。这称不上是什么重要的谍报工作，但至少使他有机会能听到祖国的音信。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不适于接触机密。再说他这个人也靠不住。
1989年，东德的末日即将来临。情报局内主管他的官员和美国科科长需要立刻想出一个安置他的办法。我们建议他移居南非，所需费用由国家安全部出，但被他拒绝了。他对莫斯科也不感兴趣。没办法，我们只好在东德南部的苏尔地区给他找了一套房子，付给他一笔生活费。呆在这里至少目标小一点。1990年初，卡尼从苏尔失踪了。我们局的有些人认为中央情报局绑架了他。更有可能的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发现他独自一人，郁郁寡欢。在他们的劝说下，卡尼自愿返回美国。如果追捕卡尼的人曾许诺过从轻发落他的话，他们并没有兑现。当年下半年，卡尼被一个美国法院判处38年徒刑。
霍尔和卡尼这两个人显然向东德出卖了自己国家的机密。受到审判的最后一位为东德当间谍的美国人舍维茨的情况却不那么黑白分明。他为谁搞情报，或者更确切地说，为谁搞得更多始终是个谜。1976年，舍维茨作为一名和平运动的活跃分子来到西柏林的肯尼迪自由大学美国研究所任职，后又在位于波恩的外交政策协会做客座研究员。1980年到1994年，他在位于卡尔斯鲁厄的一家核研究中心工作。从1976年起，他一直向我们递送情报，包括西德削弱美国不扩散政策的活动以及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管理高技术出口的种种规定。舍维茨自己称，这些情报来自科尔总理府内的一位前谍报首脑，可又说从一开始他就是美国的双重间谍，与他联络的美国官员是柏林阿斯彭研究所所长斯通。东德和西德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学者和记者常在这家研究所聚会。舍维茨称，斯通曾向他许诺过，倘若他遭到逮捕，中央情报局会出来证实他是自己人。可斯通1991年已去世，身后没留下任何有关舍维茨的只言片语。法院驳回了舍维茨的申诉，可莫名其妙地只判了他·1年零6个月的徒刑，而且还是缓期执行。
我并不了解此事的全部真相。情报局知道斯通与中央情报局有染，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舍维茨影射的那样。我们确信，在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内容常常被录下音，转送给中央情报局。至于斯通与舍维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也搞不清。
冷战期间，除了对美国开展谍报活动外，我们对北约组织的战略计划也极感兴趣。我已经讲述了60年代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里工作的马格丽特的事迹。我们还十分幸运地发展了一名在北约组织工作的西德官员做间谍。他叫鲁普。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鲁普在英国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协助下向我们提供了北约组织的一些最为敏感的机密情报。
鲁普是个典型的60年代的青年。1967年，西德总理基辛格和副总理勃兰特同意伊朗国王对西德进行国事访问后，成千上万的西德青年愤怒地涌向街头，抗议这一决定。这位国王为了维护他的独裁政权，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秘密警察为所欲为。反对伊朗国王访问的示威愈演愈烈，出现暴力。混乱中，一名叫奥内佐格的学生中弹身亡，60余人被捕。学生运动由此诞生。当时在杜塞尔多夫主修经济的鲁普参加了这股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抗议浪潮。在一次游行中，走在他旁边的一个中年人邀他活动结束后一起喝啤酒，吃顿饭，顺便聊聊政治。这个自称库特的人和鲁普一样，对右翼极端分子势力的抬头表示担忧。两人越谈越投机，对实行民主制的西德为了得到伊朗的石油隆重接待像伊朗国王这样的杀人犯的虚伪行径气愤不已。
突然，库特将话题从街头抗议活动移开。“有时一个人可以抵得上一支军队，”他单刀直入地对鲁普说。这是一次发展鲁普做我们的间谍的大胆尝试。结果成功了。
鲁普很快意识到，他的这位酒友来自东德。至于他是否知道库特是我们在波恩地区的一名特工，我不大清楚。这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22岁青年爽快地接受了库特的邀请，来到东柏林与他深谈。其间情报局的另外两位官员也与鲁普见了面，对他的才华极为欣赏。鲁普能说英语和法语，智商出众，对政治经济学也很有研究。我们的一位官员建议他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总部里谋个职。鲁普当时并没有想好大学毕业后去哪里，于是同意了。为了便于日后在北约找工作，他离开了杜塞尔多夫大学，选择在布鲁塞尔修完最后一个学期的课。鲁普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大学毕业后，应聘去应用经济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这里再跳到北约十分容易。没过多久他就在北约组织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研究军火工业对各国国民经济的影响。鲁普通过信使将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他在北约总部内了解到的其他情况转交给了东柏林。我们给他起了个化名。叫托帕斯。他在北约工作期间，与一位单纯善良的姑娘结了婚。她对跑到东柏林过蜜月一事的含义似乎没怎么多想。
婚后，鲁普在北约组织里步步高升。时隔不久，他开始向我们提供关于北约各成员国防卫能力的详尽情报。他的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此时已明白丈夫频频往阿姆斯特丹跑是与东德特工秘密接头，对丈夫躲在家里阁楼上偷拍文件的举动也都看在眼里。她成了他的好帮手。安妮一克里斯廷在北约综合系统管理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后，也为我们窃取那里的情报。1977年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她洗手不干。鲁普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我们干到1989年。在这期间，他交给我们一批价值连城的北约文件，如《危机手册》、长达300页的《武装部队计划》、《预防措施最后文件》等等。sb年代初，他还提供了有关北约国家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详细情报。然而对我们来说，鲁普最大的价值在于，他对提供的材料所做的分析并以浅显的语言解释了我们称之为北约汉语的北约组织内使用的一串串首字母缩略语。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对鲁普提供的文件赞叹不已，甚至问我能否看到英文原件。如此他就可以说，北约将军阅读过的文件，我也阅读过了。
我曾希望鲁普为我们工作的事永远石沉大海，本书中无需提及他的名字。然而世事难料。昔日我们的绝密档案如今被置于一个灰飞烟灭的制度的停尸板上任人研究来研究去。不过像这种因东德外国谍报活动被公之于众而导致重要间谍暴露的事，我觉得以后不会再有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时，我没有看出鲁普有暴露的危险。同我们在西德境内的间谍相比，他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工作更加安全。我坚信，即使西德方面怀疑北约组织里有我们的人，他们也猜不出此人究竟是谁。最后是布施博士出卖了他的化名。布施是我们情报局内的一名军事情报分析员，1990年起开始向西德联邦情报局透露他所了解的情况。布施知道鲁普的化名，但不知道真人是谁。1994年，鲁普因出卖机密被判12年徒刑，罚款30万马克。法院称，一旦爆发战争，他出卖的情报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依我之见，鲁普向我方提供北约的情报促进了缓和的气氛。如果没有鲁普，我们对北约组织就会惧怕甚于了解。
和许多人一样，我认为判鲁普有罪显然是非法的。国际法和德国宪法里均有一条原则：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个得到国际法承认的国家和平统一后，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间谍可以安然无恙？如果以前坐过敌人的牢，甚至还可以领到一笔赔偿金。而为另一个国家效力的间谍却被判长期徒刑，兼罚以巨款？对有些间谍来说，冷战终于结束。而对于其他一些间谍，冷战仍在继续。
第十五章 古巴之行
不用说，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