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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一个谍报机构收获最丰的一次。西德人已不再隐瞒，用于起诉10余名东德间谍的证据中，不少是美国人主动提供给他们的。在调查我和其他人时，检察官显然有一个间谍化名名单，并千方百计想知道这些人的真名。例如，情报局的一位前分析员布施1990年受到盘问时告诉检察官，北约总部里有我们的一个人，并说出了他的化名。然而直到1993年夏末鲁普的真名才暴露。此前，德国各家报纸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允许德国谍报机构查看它单独保存的一批档案里的名字。
西德人是在位于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里看到这批名字的。早在两三年前美国人就搞到了这个名单。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等了这样久才告诉西德人？显然，美国人这一次如此兴师动众决不是为了侦破东德特务。破获的东德间谍不过是顺手牵羊的结果。他们猎取的目标就在美国国内，即找出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年复一年泄露美国机密的鼹鼠。他们知道此人就隐伏在自己身边，而且危害极大，可就是查不出他是谁。1990年春天哈撒韦找到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1991年，我们隐藏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内的优秀间谍、身居要职的加比被送上法庭。显然，她被出卖的时间要早得多，当时西德的出价也比后来低得多。她的男友卡尔利施克为求自保将她抛弃，不肯提供对她有利的证词，并公开说，与她继续保持关系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卡尔利施克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由于他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法院判处缓期执行（所有国间谍罪被判刑的东德人都获缓期执行，只有我一个人例外！）。加比因为是西德人，被当做出卖祖国的叛徒判了6年半徒刑。卡尔利施克获释后，跑到法院对面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大吃大喝了一顿，庆祝自己重获自由。与此同时，与他好了20余年的女友被带到慕尼黑附近的一家女子监狱服刑。显然，卡尔利施克既不忠于女友，也不忠于我们。对他来说，当初干这一行不过是为了谋生。
这一时期背叛事件层出不穷。加比的被捕和判刑是我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加比从监狱里给我写了一封信，对她被东德谍报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出卖而怒不可遏。我对此深感内疚。过去我曾多次向她保障，她的事永远不会泄露出去，而且我们会一直保护她。没想到一个犹大出卖了她。看到她身陷囹圄，又无能为力，我心如刀绞。一想到加比在国室里孤苦伶仃，思念自己的孩子，内心受到自责的煎熬，耳闻目睹西德新闻界肆意歪曲她的动机和行为，我痛苦至极。
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是帮助加比坚强地面对这一切。加比担心昔日我打的保票不过是逢场作戏，目的是说服她为我们工作。如今她真的出事了，我的许诺会变得一钱不值。我给她回了一封信，重申“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只把你当作齿轮上的一个齿，或是这场巨变中的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在这场大变动中，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深受其害。这一切在信上是很难讲清的。我自认为很了解你，但我俩的经历毕竟太不一样了，尤其是最近几年。不过共同的命运却把我俩连结在一起。我的安慰决不是敷衍你的陈词滥调，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我与加比恢复了通信，彼此互相鼓励。她常常给我打电话并表示，通过与我的交往，她有了正视过去的勇气。加比还积极参加了一个争取尽早结束对其他东德间谍的起诉的团体。这些间谍的案子一直拖着，无法定案。如今我与加比通信用不着使用密码，也无需通过秘密渠道传递。我们这一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间谍结果成了朋友。
虽然加比的男友因是前东德公民免于受到叛国罪的起诉，同一规则却不适用于我。1993年5月4日，我来到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州高级法院，接受对我过去毕生事业的清算。法院外面挤满了采访的记者和好奇的群众。我和安德烈娅在一左一右两位律师的陪伴下艰难地从人群中挤过。仰头望去，法院塔楼上是一只象征旧日德意志帝国的张着双翼的老鹰徽记。这种德皇时代的遗迹在战后的德国已十分罕见。法院门口簇拥着一群迫不及待的记者，等着这场好戏开场后好做文章。一看到我们，呼啦一下子涌了过来。
我们穿过法院正厅，走向位于地下一层的法庭的路途中又与从后门涌入的一批记者迎头相撞。我一把抓住安德烈姬的胳膊，疾步下楼来到安静的法庭。 主席台呈U型。我的对面是正襟危坐的身穿紫色法袍的诸位检察官。自奥地利边界被捕之日起，以及此后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最高法院出席的简短听证，我对这些人的相貌已十分熟悉。法庭里座无虚席。
我坐在这间法庭里充满了讽刺。身为前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我却因在联邦德国从事间谍活动受到统一后的德国司法机关的审判。更耐人寻味的是，这间法庭正是1975年审判纪尧姆夫妇的地方。当年审纪尧姆时，西德政府的部长以及联邦情报局和宪法保卫局的高级官员先后来此作证。证词一律予以保密。为了确保作证内容不被人窃听，特别修建了这间地下法庭。选择这样一个让人感慨万分的地点开庭绝非巧合。卡尔斯鲁厄地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特别要求在杜塞尔多夫法庭审理我的案子。早在纪尧姆事件之前，杜塞尔多夫法庭就以判决之严厉而闻名。该法院的法官在西德同行中属于最铁面无私的。对我提出的指控书长达389页。开庭前我的律师已屡屡碰钉子。现在又收到了这么一份起诉书。等待我的是什么可想而知。5位法官鱼贯而出，各自在自己座位上落了座。对我的正式审判终于开始了。预审期间，我曾仔细打量过法官席上这4男1女的尊容。一年前我在库龙受审期间出庭作证时曾见过他们一面。
库龙的受审预示着我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看到他瘫坐在被告席上，面容苍老。憔悴，我不禁心中一震。拉近了看，德国统一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我默想。上次出庭，我作完证就可以走了。这次却要呆在这里，接受同一批法官的审判。他们身披黑袍，坐在一只巨大的老鹰徽记下面，看上去怪诞阴森，犹如博斯油画作品里的人物或是来自戈雅画的梦魇世界。随后漫长的7个月里，我熟悉了他们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 首席法官瓦格纳有一张宽宽的脸庞，警觉的眼睛，行动迟缓无力，活像一头老猫头鹰。他外表沉静，谦和。然而一个证人如果毫无防备的话，随时会被他饿虎扑食般地扑倒。坐在瓦格纳和一位瘦脸女法官（她好像拼命想记录下审讯过程中听到的每一个字）之间的是一位年纪较轻的法官，脸色惨白，急于表现自己是瓦格纳手下的第二号人物。可除了不停地给自己的上司端茶倒水外，几乎轮不到他讲话。
第四个法官似乎只管需要时找出有关的证据材料，一刻不停地在堆积成山的文件堆里翻来找去。第五个法官让人难以捉摸。他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偶尔脸上浮现出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一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凝视着这些在我眼里只能是敌人的司法机关的代表，不禁浮想联翩。我的一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我的厄运源于我的成功。正是因为我领导了欧洲大陆上最卓有成效的情报局，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我才被送上了被告席。
我的律师首先提出，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德国最高法院联邦宪法法院做出我是否应受到审判的裁决之前，暂停审理此案。在此之前，负责审理接替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魏尔纳·格罗斯曼一案的柏林法院表示，最高法院就统一后的德国法院审判前东德谍报人员是否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做出裁决之前，拒绝受理格罗斯曼的案子。我因此怀有一线希望。然而宪法法院的法官一口回绝了我的律师的申请。
下一步我和律师打算通过证人的证词以及政府档案中的证据说明，东西德谍报人员的活动从法律意义上讲没有什么不同。证明了这一点，检察官审判我的主要依据向克格勃递送情报的行为构成了叛国罪也就不存在了。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为自己辩护：西德联邦情报局也同样卖力地向它的美国盟友中央情报局传递情报。
不幸的是，我和律师无法在法庭上做这种比较。法官裁决，西德联邦情报局的活动不属于他的法院审理范围之内。检察官于是揪住一点作为指控我的主要依据：东德情报局充当了一个非正义政权的工具。他据此声称，我们情报局本性是侵略的，而冷战期间另一方谍报机构则是防御性的，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他的法律依据是西德制定的基本法。根据该法，西德声称对前德国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
杜塞尔多夫法院驳回了我的律师的申请后，我马上决定主动承认自己有罪，以节省法院的时间。检察官称，我多年来一直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国情报局局长。显而易见，证明这一点无需任何证据或证人。首席检察官还称，他握有我犯罪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曾亲自会见过间谍并向他们面授机宜。我不需要麻烦法院去…一调查这些会面是否属实，因为我根本不想否认这类指控。我是一位事必躬亲的谍报首脑，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后面，指使他人出生入死搞情报的官僚。对此我感到骄傲。
“我之所以接受审判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在祖国。我尊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律，不管我同意与否，”我向法官陈述道。“然而1990年10月3日那一天起我才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在此之前，我是另一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