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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成国家元首加以攻击谴责（实际上他们常常也是这样干的），好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经历了1989年的巨变之后，我反复思考，为什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下场如此之惨？是不是我沉默的时间太久，没有及时挺身而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缄口不语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抗议根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激烈的抗议只会招致更严厉的镇压，思想自由反而受到更大的压制。这种情形我见得多了。在一个统治者整日惶惶不安，无法做出理智决定的国家，任何人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只会受到压制。我感觉，悄悄在下面做工作到头来会更有效。我这种看法是否错了？很有可能。可惜时间无法倒流，让我另择一条路。我常常想起1944年父亲写给弟弟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告诉弟弟，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我现在还要补充一点：必要的时候，一个人还要敢于坚持己见，哪怕为此受到迫害。我现在懂得，必须始终尊重他人的观点，决不能搞一言堂。然而我这一生中，包括担任情报局局长的大部分时间里，却选择了耐心等待变革。
我清楚地记得当初如何焦急地等待苏联领导人的更迭，深知这必然会给东德带来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终于开始了期待已久的改革。我比任何人都激动。可我们没有看到，改革来得太迟了。开放政策已于事无补。1917年在俄国诞生的乌托邦理想气数已尽。
记得当年我们信心十足，觉得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回首往事，有时很难理解为何我们失败了。年轻时，我们觉得仅凭坚强的信念就足以扭转乾坤。现在不能不承认，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信念太强，而是没有真正按照社会主义理论去做。斯大林所犯的罪行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而是对共产主义的践踏。强迫个人无条件服从党的理论，随意整人，伪造历史都源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位于铁幕我方一侧的大多数国家竞相效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悲惨结局的根源在于滥用权力，而不是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也是东德最后窒息的原因。我承认，虽然东德社会有优厚的社会保险，我们的制度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多数多元化的民主国家。从东德的衰败中我悟出一条重要的道理：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思想和言论自由同我们引以为豪的其他成就一样重要。
德国统一后，大部分东德公民的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就业困难，房租昂贵。许多人深深怀念当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生活的安定。以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标准衡量一个像德国这样的西方民主社会既不公正，也不合理。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能接受一个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社会。美国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和她取得的许多成就理所应当地感到骄傲。但我不明白他们何以能对至少4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穷之中的现象熟视无睹。一想到未来的社会和文明有可能只信奉金钱至上，我深感不安。金钱的威力不次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其作用同样无情，只不过常常不易察觉罢了。在社会主义阵营，滥用权力始于歪曲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自由常常不过是用来掩饰富人利益的幌子。即使在“赢得了”冷战的国家里，许多人对现存政治体制极为不满，觉得它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我坚信，许多青年人仍在憧憬一个人人幸福的未来，渴望未来的世界比今天更人道。我认为乌托邦思想不是什么胡言乱语，而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东西。人类如果没有一点理想，很可能会倒退到野蛮人时代，最终因其残暴毁灭整个地球，而不是哪一国。我相信，年轻的一代及其子孙后代一定可以找到办法，实现我过去珍视，而且今天仍然珍视的美好理想。
距我柏林家不远处耸立着一个马克思一恩格斯纪念碑。1989年秋天，东德末日来临时，一些年轻人用喷漆在纪念碑上喷写了“无罪”一词。他们说得对。我暗自想，这些青年人和我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蕴藏着无穷潜力。冷战已经结束，我也许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我没有丧失自己的信仰。我的一生丰富多彩，既做过有益的事，也犯过错误。孩提时代我做梦也想不到日后会走上这样一条人生之路。现在我踏上了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段历程。我常常翻阅瑞士科学家齐格勒写的一本书。书名极好地反映了20世纪行将结束时我内心的感怀：明天见，卡尔！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