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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太后既然更多的专注于宫廷内家庭生活，理政之事自然就多数交给了慈禧太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太后的权力越来越大，胆量越来越大，对于如何运用权术也越来越谙熟。
云南人何桂清第一个撞到慈禧手里。咸丰十一年（公元1860）五月十九日，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攻克丹阳，身在常州的清军大将何桂清大惊失色，以筹饷的名义弃城出逃苏州。常州士绅挡路顶香跪请何桂清留守，何竟命亲兵开枪，当场致死士绅十九人。几天后常州失陷，生灵涂炭。激起公愤的何桂清逃往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拒其入城并向清廷上书弹劾何桂清，何又逃往上海。此后苏州失陷。徐有壬跳水自尽，死前留下遗折，仍然请求严惩何桂清。江苏绅民对何桂清尤为痛恨，都要求处死。尽管如此，何桂清仍然在朝廷中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的生死也关系着朝政大局，关系着各支兵马彼此牵制抗衡的局面。于是，何桂清之事一搁置就是两年。同治元年，何桂清终于入狱，然而也惹来了以大学士祁俊藻为首的十七人上疏搭救。然而慈禧太后并没有就此收手。当年冬天，何桂清问斩。慈禧太后一举立威并兼收民心。
另一件立威之事发生在同治二年。在“辛酉政变”中立下大功的胜保由于擅自调兵，不再完全驯服，尽管他“有无敌御侮之功，无失地丧师之罪”，慈禧太后仍然颁下了赐死胜保的诏令。
随着慈禧太后在权力和权力各方面的成熟，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治四年（公元1865）春天，奕䜣终于败下阵来，被两宫太后以“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的罪名，一道谕旨罢免了所有职务。
这当然只是个显露手段的花招而已。谕旨下过之后，以西太后妹夫醇郡王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就象约好了似的纷纷上书请饶，几天后，两宫太后终于发了慈悲，命奕䜣“仍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终于尝到了慈禧太后的厉害，知道自己旧日的权力地盘已经失守，立即进宫痛哭请罪，并且主动要求将女儿荣寿公主的封号降级。两宫太后对奕䜣的态度表示满意，又降旨说“王亲信重臣，相关休戚，期望既厚，责备不得不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经此一役，奕䜣老实了很多，同时也意识到慈禧在其中起的作用，遂着意保持与慈安太后的关系，希望能够与慈安、以及慈安一边的同治帝联手制服慈禧。
作为深居后宫的太后，慈禧权力虽大，接触得最多的人却无非是太监宫女，而在“辛酉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太监安德海当然首屈一指。由于立下如此大功，安德海极得慈禧信任，地位也扶摇直上，成了六品蓝翎大太监。但这位大太监与后来的李莲英不同，过于小人得志，凡事都不知道要留有余地，他借着慈禧太后的光儿，将慈安太后、恭亲王，乃至小皇帝载淳都不放在眼里。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也因此逐渐紧张起来。恭亲王奕䜣更是对安德海痛恨之至，认为他一介太监时有干政，违背了祖制，早想除之而后快。
清宫向有制度，太监不得干政，更不得擅自出宫。然而年轻识浅得意忘开的安德海却打算借太后之威挑战制度。同治八年（公元1869）七月，安德海觉得在皇宫内炫耀得还不够，想要到外头去威风威风，便向慈禧提出请求，想要亲自出马到江南去督办同治帝的龙衣。慈禧太后开始倒也对安德海做了些劝阻，但终于禁不住安德海的巧辩，答应了下来，征得了同治帝的口头应允之后，安德海便以“钦差大臣”的名义浩浩荡荡地顺水路出京了。安德海前脚刚出京，同治帝后脚便将此事告诉了东太后慈安及恭亲王奕䜣，决定借此机会除掉安德海。遂将一道密诏发至与奕䜣关系密切的山东巡抚丁葆桢处。
安德海一入山东境内，就进入了丁葆桢的监控之中。安德海却茫然不知，一路骚扰百姓，索取贿赂，七月二十一日这天还在山东德州境内大摆寿宴。察勘明白之后，丁葆桢立即将安德海在泰安地方捉住。安德海被抓时仍然嚣张无比地对丁葆桢说：“汝辈自速辜耳！”丁葆桢答曰：“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丁葆桢随后上奏，奏章也恰到好处地先被恭亲王看见。于是此事便被公开举发。慈禧太后闻讯后非常惊慌，害怕此事会烧至自身。她很快就看清了形势，决定丢卒保车，遂与东太后恭亲王及军机大臣们一起商议定了诛杀“安姓太监”的主张。对于处死安德海，慈禧太后是很不情愿的。谕旨拖了两天，才在醇亲王的当面请求下从宫中发出。
数日后谕旨到达济南，二十六岁的安德海及其随从二十余人被斩。安德海的后台是慈禧太后乃路人皆知之事，他的死震惊朝野，丁葆桢因此赢得一致好评，正患眼病的曾国藩更称其为“豪杰士”，说这消息使自己眼目都为之清楚。
关于安德海之死的过程，野史演义说法不一，流传最广的一种是安德海是假太监，与慈禧太后关系非常并私自出京，在山东被丁葆桢发觉并上奏，同治帝及慈安太后恭亲王则背着慈禧太后下了诛杀密旨，丁葆桢嗣后受到打击免官云云。这说法当然香艳惊险，但是细考却站不住脚：
第一，清宫对太监“验身”极其严苛，除入宫时要验证外，每年还要查察，安德海当初是咸丰帝身边的太监，有甚么不同之处就更瞒不了人。
第二，慈禧太后非常清楚自己当时并非一头独大的情形，何况安德海在宫中红极一时，同治帝与慈安太后也与他日日可见，他离开宫廷之事也普不可能背着同治帝去做。
第三，丁葆桢并未因此免官，这位以“严刚有威”、清正廉明闻名的贵州人此后的官运虽不是最为兴旺，却也中规中矩。同治十年（1871年），仍任山东巡抚的他主持了山东境内河道工程，1875年，他上书朝廷请建山东机器局也得到了批准。1876年，在做了近十年山东巡抚后，丁葆桢升任四川总督，接了慈禧太后大红人吴棠的缺，而且在这个惹人眼热的肥缺上一干就是十年。光绪十一年，丁葆祯逝于成都，当时慈安太后及同治帝都早已不在人世，实权都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丁葆桢一生清苦为公，性情刚猛，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很多，死后有很多实权人士追着告他的状，慈禧太后却统统不予理睬，将丁葆桢追赠为太子太保、上美谥“文诚”，准许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其建忠良祠。——从丁葆桢与安德海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不难看出慈禧太后的政治才干，更深地了解她能够令大臣信服，从而掌控朝政几十年的原因。
诛杀安德海，是慈安太后唯一一次正面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记录，此后她的生活重心完全转向了后宫。这位似乎不问世事的东太后一直平淡地过着寡居生活，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慈禧虽然在政治上掌握实权，仍然在家庭关系上遵守自己的妾室地位，表现得从属于慈安太后这位嫡妻。但是政见与生活细节上的参差，也势必加重两宫太后之间潜在的矛盾。同治帝选后之事就是一例。
在同治帝结婚的事情上，慈禧太后与急着抱孙子的慈安太后不同，而是一直在找各种借口拖延。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同治帝载淳已经十七岁了。照说这在当时早已经是可以当爹的年纪了，同治帝却还没有成婚。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做为生母的慈禧太后不愿承认儿子已到成家年纪，不愿在儿子成婚后撤帘归政所致。然而皇帝一天天长大，没法再拖下去，慈禧太后也终于同意为儿子筹办婚事，在大婚后撤帘了。
经过层层遴选，五名秀女成为同治帝后妃的候选人。在秀女中，呼声最高的是蒙古族正蓝旗人阿鲁特氏。阿鲁特氏比同治帝大两岁，生于咸丰四年（1854）七月初一，是四人中最年长稳重的，虽然相貌不够美，家世却非常显赫，自己也满腹诗书。因此得到了慈安太后的喜欢。但是慈禧太后却对阿鲁特氏异常反感，她中意的是江西司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
野史说，慈禧太后反对阿鲁特氏的原因是她迷信无比，认为阿鲁特氏属虎，做儿媳妇肯定不利于自己这个属羊的婆婆。当然这个原因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能，却应该不是主要原因。阿鲁特氏在慈禧太后面前大大失分的原因，跟她的家世和她本人的脾性更有关系。
说起来阿鲁特氏的家世真是一笔复杂的帐。她的祖父名赛尚阿，是咸丰帝初年的首辅大臣。赛尚阿本人后来虽失宠遭贬，却生了一个读得书的儿子崇绮，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崇绮一举成名，竟成为有清一朝唯一的一位旗人状元，当上了户部侍郎。崇绮前后娶了两房妻室，第一任妻子爱新觉罗氏是郑亲王端华的女儿，为崇绮生下的长女便是如今进入皇后候选名单的阿鲁特氏。这位妻子死得很早，她死后崇绮便迎娶了第二任妻子瓜尔佳氏，瓜尔佳氏的胞兄正是慈禧太后面前的大红人荣禄。阿鲁特氏的亲外祖父郑亲王端华正是咸丰帝遗诏确定的顾命八大臣之一。端华本人虽然在“辛酉政变”中失败被杀，但他做为曾经凌辱过慈禧太后的人，慈禧太后对他的敌意却并不能人死债消。崇绮虽是端华的女婿，却也是荣禄的妹夫，荣禄的这个胞妹在慈禧太后面前很有脸面，崇绮沾继弦老婆的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