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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春天里，晋东南的老百姓没有春天到来的喜悦，面对的却是侵略者带来的苦难。129 师参谋长李达笔下描述的场面惨不忍睹：“只要登高四下望去，触目皆是余烟弥漫的村镇。在河滩上，常常可以看到被河水冲到岸边的破桌椅、门窗等。在有些村庄，还可以看到老百姓埋在地下的粮食被日军挖出来撒上了屎尿；还有被割掉臀部的猪、中，血淋淋的死牛、死羊，更令人惨不忍睹的是死于日军刺刀下、血肉模糊的老太太及小孩的尸体；被日军轮奸后，用刺刀从下身一直豁到腹部的女尸。。”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根据地军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做动员、开誓师大会是必不可少的；“坚决勇敢”、“多捉俘虏”等口号刷满了大街小巷的墙壁；控诉日军残暴罪行，激发军民抗战热情的各项活动将所有工作人员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后来在实战中发现，有几项工作是相当有成效的。如动员群众在鬼子来村镇之前，运走和埋藏好一切粮食，赶走家畜和骡马，搬走锅碗瓢盆，拔出磨心，掩埋水井，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使敌人来到时，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用的。在反“九路围攻”中，正是由于“空舍清野”做得好，才使一群群审到根据地内的日军，不得不在强行军七、八十里路后，徒劳而返，从而成为129 师的歼击对象。
一次不成功的“设伏”对于日军的“九路围攻”，八路军是有准备的。有三个重要的线索，使八路军准确地判断出日军的动向。第一个线索，3 月中旬在缴获的日军士兵的一封家信中，发现了“4 月上旬进行大攻击”的内容，据此，搞清了日军攻击的大致时间。第二个线索：有一次，从缴获的日军文件里发现了一张作战地图。在这张图上，画着9 个箭头，每个箭头后面标着日军的部队番号。再与其他情报资料对比，就可断定这张图是日军围攻晋东南的作战计划图。从箭头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出，日军企图在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将129 师消灭。据此，搞清了日军攻击的目标。第三十线索：4 月初，又截获了一封日军的信件，从中得知日军已建好一个飞机场，并即将有所动作，信中的内容可以从129 师上报总部的一封加急电报中看出一个梗概。“。。几十架飞机待命。（二）韩团报高平3 日到敌。晋城昨有四、五百人出城，4 日进到门镇，似系打通高晋交通。晋城之敌在其附近抽壮丁并抢粮4 月8 日，邓小平、倪志亮从和顺附近发来的电报也表明日军正在增兵。据此，又知道了日军进攻在即，日军的一举一动都在八路军的监视之下。八路军总部的方针是：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刘徐则迅速将总部的方针具体化，其设想是：先发制敌，分头截击敌人，消灭日军人马资材，特别抓紧破坏敌运输线之平汉、正大、同蒲及白晋公路，以推迟其围攻，同时加紧向敌人包围圈外的游击，准备给敌人以更大打击。执行这一方针的是陈赓。4 月10 日左右，由东、西、北三面进犯的日军，相继进入了太行根据地，在129 师各部的节节阻击和袭扰下，进展缓慢，只有向辽县、芹泉方向前进的一路日军，孤立突出。按照师里的部署，陈赓率领386 旅主力及769 团，开进武安、涉县间的乱石岩、鸡鸣铺地区设伏。当日凌晨参战部队全部到达指定地点，4 时前全部部署完毕。由武安到涉县的公路，原经阳邑到涉县。此段被八路军破坏后，日军因修理困难，即借河沟平地，稍加修理，才改经乱石岩、鸡鸣铺到涉县。因河道弯曲，道路弯道甚多，汽车不能快行，非常利于突击。两旁山地被伏击部队占领后，日军则完全无阵地依托，到时只能在沟里活动。仗要真打起来，日军将是非常被动的。3 时左右，有日军的3 辆汽车经鸡鸣铺向东行驶，为了捕到更大的“猎物”，伏击部队没有动手，让其安全通过，“因为贪小即将失大”。陈赓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是我们八路军最规矩的一天，大家进入埋伏地后，借有利地形地物及伪装之掩护，确实埋伏。我用望远镜晾望，没有办法找到一点军队形迹。山头田野，并未因增加了数千人而稍有变形。远远地望去，大路问的驼、驴及田野问的少数耕者，均是照常地工作着，绝不知将有大战到临的样子。大家睡着像死人一般，不敢动弹，连头也不敢抬，只是静待着敌人送枪炮来。整个占领地带，没有一个我们来往的人，通
讯仅借着昨晚已架好的电话。吃饭带着干粮。炊事员煮好了饭，也在后面隐蔽着，等着枪声好送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2 点，日军没有来，最高点瞭望哨的电话报告，说乱石岩方向的人像都遭瘟全死了一般，一只黄色动物也不见。伏击部队以最大的耐心在坚持着。19 点，仍然没有任何动静。陈赓和师里商量后，决定再等一个小时，等到20 点。这最后的一个小时，似乎是一天中最长的一个小时，在伏击部队焦急的等待中，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20 点到了，仍然没有鬼子的影子，陈赓率领部队只好撤出阵地。这次伏击虽然不成功，但设伏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和“令人钦佩的耐心”则预示着一次成功的设伏已为期不远了。
苫米地的“拖刀计”日军“九路围攻”的主力是第108 师团，108 师团的主力又是第104 旅团。其旅团长苫米地更被日军誉为善战的猛将。在进攻临汾的战斗中，日军的几个师团同时发起了进攻，苫米地的104 旅团因为率先进入临汾城，得到了日本天皇的勋章。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曾经狂妄他说，“天皇因我先到临汾，赐了我一个勋章，我己挂在左胸前，可是我的右肩也高了起来，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狂妄之情溢于言表。可就是这封信在不久后的一场战斗中落到了129 师战士手中，一时成为笑谈。苫米地之所以敢这样狂妄，是因为他在与八路军的交手中确实取得过一些战绩。他最为得意的大概就是自吹为“拖刀计”的战法了。他在研究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后，根据八路军的游击原则“敌退我追”，发明了“拖刀计”的战法。在苫米地的战法中，退是假退，他每丢弃一个地方，临走时都放火烧毁老百姓的房子，引诱八路军来追。开始时，八路军一看到村庄起人，以为日军已撤走，马上赶回村庄救人，追击敌人。这时，苫米地则指挥尚夫走远的日军突然杀一个“回马枪”，对村庄中的八路军来一个突击或包围。这招就是苫米地的“拖刀计”。一开始，有些部队还真吃了不小的亏。刘伯承研究了苫米地的“拖刀计”后，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他认为，八路军战术原则的灵魂是灵活机动，不应干篇一律，死板地套用，否则就要吃亏。战术是死的，人是活的，究竟采取哪种战术，要根据具体环境。条件而定。有一句刘伯承经常挂在嘴边，后来被邓小平大讲特讲的“猫”论，可以看作是刘伯承对机动灵活的“注释”，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后来将同样的思想用在经济建设领域时，只是把“黄猫黑猫”变成了“黑猫白猫”。战争中，敌对双方战术原则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一场“智”的较量。当日军大本营了解了八路军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后，针对其中“敌进我退”这一原则，对下属作过如下训示：当八路军撤退时，“此时我利用其退避的心理，奋勇进击，他必退无止境，溃乱阵形，终可穷追而打击之。”在这种情况下，如仍一味退却，则下免陷入教条主义。但八路军的战术原则最终使日本人仍然不得要领。刘伯承后来又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原则，从而对“敌进我退”的原则作出了重大的发展，从“退”到“进”虽只是一字之差，却表现了刘伯承对战略战术的深刻认识。虽然如此，刘伯承的表述却还是那样的简单易懂：“老住一地，将遭袭击，老走一路，将遭伏击。这是最有害的被动。我们必须根据当前敌情、本身地形与时间，灵活地计划和决定游击队袭击的动作，并且是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袭击。”这段话是刘伯承在《129 师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上对全师的干部讲的。在刘伯承面前，苫米地的“拖刀计”只能是班门弄斧。恐怕苫米地不会想到，在反“九路围攻”中，他会落得一个“拖刀而逃”的下场。
急袭长乐村九路日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对太行山129 师所在地展开围攻，由于受到强有力的拦截阻击，东、西、北三面的日军被迟滞于根据地腹心之外，这样，日军预期将太行山上的八路军合击在辽县榆社、武乡的计划就落空了。四个方向中，只有南面的108 师团一路进展较快，陈赓曾率师主力于鸡鸣山一带设伏16 个小时，但最终战机没有出现。要想打破日军的“九路围攻”，必须集中力量歼敌一路，这一预定的作战指导思想，刘、邓、徐是坚定不移的，只是他们在等待着战机的出现。4 月11 日，师部到达桐峪镇后，邓小平也从和顺赶了过来，与刘、徐共商破围攻之策。14 日，从榆社得到消息，1000 多日军，由武乡开往榆社，到了榆社后，只见空荡荡的街道，音无人迹的房舍。日军处于无粮、断饮，被破坏的道路根本不能通行的险境，不得不立即折返武乡。经进一步的证实，刘、邓、徐迅速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我师与徐（海东）旅协同动作，配合曾（万钟）军围困段村（即武乡），打击增援；或配合朱怀冰师，或出辽县。”总部当夜回电同意这一作战方案。要打大仗了，刘、邓、徐都非常兴奋，三人围在地图前议论着。徐向前说：“鬼子一天之内，从武乡到榆社，跑了一个来回，有150 里路，够他们受的。”“我们的动员工作搞得好，榆社给鬼子来了一个‘空城计’，鬼子是饿着肚皮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