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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保安团的情况看:他们最怕土匪打进巨鹿城,危及其封建统治,但又无把握挡住土匪的进攻;他们当然也怕共产党、八路军报复,但只要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不念前仇、不计旧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们的顾虑是可以解除的;同时,在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八路军威震华北,并已来到他们面前的情况下,他们还不至于敢公开投敌,有可能接受调停。土匪刘磨头等,虽然人多势众,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也矛盾重重,互相倾轧,自知打进巨鹿城,消灭保安团实非易事;另外,刘磨头的一块遮羞布是“抗日”,如果只顾打“内战”,就等于自己将这块仅有的遮羞布弃之不顾,不仅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他们自己也不能接受。从这几个因素看,说服刘磨头也是有可能的。根据深入细致的分析,陈再道作出决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从中调解,劝说他们停止火并,并争取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而决不能帮助任何一方。有了正确的分析,也就有了正确的决定,有了正确的决定才会有正确的行动。陈再道采取了两个动作:一是给双方送信,劝说双方停火,表明八路军的态度;二是率部移驻紧靠双方火并地区的任县邢家湾。邢家湾是滏阳河的一个重镇。这两个动作,明确的表示了八路军“先礼后兵”的姿态,陈再道成功的运用了古代兵法中所说的“示形于敌”。陈再道的部署起了作用。派到刘磨头那里的代表,当天就回来了。刘磨头在八路军代表的耐心说服下,同时也是看到了大势已去,不得不答应停火。保安团这边第二天也复信,欢迎八路军派代表到巨鹿城进行商谈。但保安团这边仍对八路军顾虑重重。保安团长王文珍出于自身利益,企图借用八路军的力量迫使刘磨头撤退。因此,也答应停火,并提出只要刘磨头停火,保安团就撤回巨鹿城。但目的达到后,王文珍却又用各种借口阻止八路军进城。就在陈再道率部由驻地开往县城时,王文珍以城里房子少,难民很多,住宿多有不便等借口,想劝陈再道住到城西一带,并答应如果这样八路军的粮草完全由他们提供。看到王文珍一伙出尔反尔,陈再道心里已有了想法,也不多说,带着部队掉头就走。第二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早饭后,陈再道派骑兵连经城西门外去警戒威县、平乡之敌。骑兵连拉长距离,绕城半圈向东南奔驰而去。这里是一片沙土地,又值冬季干旱季节,只见尘土飞扬,万马奔腾,很多群众跑到城墙上目睹八路军的雄壮威严,对此,甚为惊奇、赞叹。陈再道当时想组建骑兵连时,大概没有想到它还有这样一个用途。王文珍得知这一情况后,疑神疑鬼,认为八路军准备包围巨鹿城,吓得慌乱异常,不知所措,急忙以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等的名义邀请陈再道去赴宴,以示欢迎。陈再道考虑不给他们一些压力,他们是不会老实的。因此,一请没去,二请也没去。这一下,王文珍一伙确实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求李玉菁来请陈再道。陈再道和李玉菁一商量,觉得这次该去了,不然王文珍连觉都睡不好。事不过三。第三次陈再道带着三个骑兵警卫员去了巨鹿城。这一次,尽管陈再道的湖北口音很重,不用“翻译”很难听清,但王文
珍一伙没有一个走神,都竖着耳朵,艰难地捕捉着陈再道所说的每一个字,生怕漏掉什么。27 日上午,东进纵队的战士们迈着雄健的步伐,唱着抗日歌曲,在群众夹道欢迎中,开进了巨鹿城。这件事后来被称作“巨鹿事件”。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是成功的一步。有了这第一步之后,紧跟着是第二步、第三步。从此,冀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剿匪录之二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进入南宫县城时,已是春节之后。南宫县城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冀南的中心。不仅如此,它还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之一。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35 年冬,曾举行过农民暴动。虽然后来暴动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已经撒在南宫的土地上。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冀南,利用这里良好的群众基础,组织了几支抗日游击武装。这是在冀南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之一。另外,南宫县距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干线较远,距平汉200 里,距津浦也有200 里。南面的威县,虽驻有日伪军,离南宫只有八九十里,但他们主要是维护邢台至临清的交通线,不敢轻举妄动。北面仅有打着“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旗号的段海洲和赵云祥的两支游杂武装。这些有利条件促使中共的最高军事机关决定以冀南的南宫为立脚点。但南宫的情况仍很复杂。已经取得了第一次剿匪斗争胜利的陈再道,不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斗争的艺术性上,都已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到了南宫后,他又连续地进行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但充满了智慧的动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使八路军在南宫的工作迅速展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收编土匪金庆江部,用的是“掐头收尾”办法。驻在冀县码头李的金庆江原是个土匪头子,“七·七”事变后,招兵买马,很快发展到3000 多人,成立了“青年抗敌义勇军”。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出现的赵云祥要收编他,他不愿意,双方竟动起武来。八路军在冀南的影响日甚一日,金庆江想以八路军做靠山,于是派人到南宫来找陈再道。但他有一个条件,必须有朱德的委任状,他才肯让八路军收编。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谈判。正在谈判时,金庆江部的地下党组织送来消息,认为金庆江投奔八路军没有诚意,不除掉金庆江,便不能实现改编金部为八路军的计划。得到这一消息,陈再道立即扣押了金庆江,并随即率领部队赶到码头李,向群众做宣传和解释工作。没想到群众和金庆江部已经自发的组织起来夹道欢迎陈再道一行,他们早已不能忍受金庆江的土匪作风。很快,在地方党的帮助下,金庆江部被改编力“东进纵队第二支队”。改编伪军高士举部则用了“恩威并施”的办法。占领威县的日伪军,对东进纵队的威胁最大,但要消灭这股敌人,根据当时东进纵队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于是,陈再道决定首先争取伪军反正,孤立日军,再图良策。驻威县的伪军“警备第一旅”,原是威县城北的民团,“团总”是高士举。抗战后,高士举为保存实力,投降了日军,日军封了他一个旅长的头衔。早在1937 年11 月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已进入了高士举部,并展开了积极的工作。东进纵队到达南宫后,又派人去做高的工作。在八路军威震冀南,大力加紧争取工作的情况下,高士举愿意弃暗投明,参加抗日。4 月初,陈再道将其部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并任命高士举之子高希伯力该师师长。
在冀南初期以改编土匪为中心的工作中,收编段海洲和赵云祥两股力量,是陈再道的一个大手笔,很有些“ 统一三国”的味道。八路军以南宫为中心,在向东、向西的发展过程中都比较顺利。但在向北发展时,却遇到了困难。这是由于这一带盘踞着两股较大的力量。其一是赵云祥的“河北民军二路”,其二是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赵云祥原在国民党29 军当过手枪队队长和团长,“七·七”事变后,从保定一直逃到冀县武邑一带。他打着国民党代表的旗号,利用其社会关系,收编了大量散兵游勇及一些县的保安团,组成了两个旅,竟发展到近四、五千人的队伍。段海洲是河北安平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在北平上过大学。“七·七”事变后,回到老家,在武强、平安、交河一带,打起抗日旗帜,利用亲戚朋友和师生关系,吸收了一批抗日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也将队伍扩大到3000 多人。这样,在上述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八路军的东进纵队再加上赵云祥和段海洲的两支队伍。汉末时的巨鹿人张角因领导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而被载人《三国演义》,陈再道在三股力量的角逐中,可能又嗅到了“三国演义”的味道。东进纵队进驻南宫后,陈再道即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商谈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要联合,总得有个谁领导谁的问题。赵云祥的官方身份是国民党的代表,在他的想法中,他应该是当然的领导者,但苦于手中的力量不如八路军的东进纵队强大,所以,他迫不及待的想用武力收编段海洲。赵部不停地向段部进攻并扣押了段海洲的参谋长朱家恺。而段海洲吃够了赵云祥的苦头,他绝不想再被赵云祥控制。于是,段海洲出于保存实力的愿望,愿意与八路军联合,以便在三方的联合中能够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他特派其秘书到南宫同东进纵队联络,表明愿意联合的愿望。根据这些情况,陈再道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争取赵、段两部,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他提出召开三方会议的建议:对八路军的建议,段海洲当然立即同意,赵云祥虽然心里不太愿意,但已无可奈何,因而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参加会议。赵云祥看来对中国古代兵法中常常体现出的“纵横”术也非常熟悉。“三方会议”一开始,他就拉拢段海洲。但受过高等教育的段海洲,岂能看不清眼前的形势。八路军的领导作用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这一点他相当清楚,向八路军靠拢,背靠大树就不怕赵云祥。所以,他在会上的发言,也就难免使赵云祥吃不消。就在会谈要转为争吵的时候,陈再道适时把握形势的发展,阻止住赵云祥和段海洲的争吵,将话题转到了三方成立军政委员会的问题上来,提出了各部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等要求。方案提得正逢其时。段海洲对陈再道的提议,表示同意,并提出要划定驻守区域